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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的关外人、下江人、外省人、外国人，一辈子的天涯沦落人。2001年9月18日，在离开家乡整整七十年、“九一八”七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在美国结束了飘泊流浪的一生。他是我的三姨父。

姨父的祖辈原是辽宁海城县（现属鞍山市）一带的地主，后来家道败落，他父亲在海城县邮电局当差，一家人也算是温饱度日。1931年9月18日，随着柳条湖的爆炸声，沈阳、吉林相继沦陷，几千万东北同胞成为亡国奴。十岁的姨父跟随父母逃难，离开了老家海城，从此家乡就成了梦中的幻境。

来到关内，一家关外人先后流落北平、天津、太原一带，犹如牛羊逐水草而居，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去。姨父记忆中的少年时代就是一家人的搬家再搬家，以及他和哥哥的转学又转学。直到父亲后来在陕西榆林县当邮电局长，一家人才算是定居了两年。

三七年抗战爆发，读中学的姨父一路逃难来到大西南的四川成都，在学校里遇到了同班从北京来的姨妈。都住在中学的集体宿舍里，一起在学校食堂里共进三餐，一对少男少女，在共同的寄读生活中，慢慢地产生了感情。她喜欢他的耿直、忠厚、聪明；他看上了她的美貌、善良、好学。姨父家里不宽裕，手头拮据，但姨妈月月都有父亲寄来的生活费，在那段相依为伴的日子里，在国家蒙难的西南一隅，他们同甘共苦，深深地相爱了。逆境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刻骨铭心。

高中毕业，姨妈考上内迁到成都华西坝的教会学校齐鲁医学院，姨父则上了内迁到重庆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成了重庆人说的下江人。大三时，国民党空军在内迁大学中挑选一批学生入伍赴美培训，深受亡国屈辱、颠沛流离之苦的姨父，以抗日救国之志应征入伍，投笔从戎。姨妈反复劝他把大学读完，但终未能改变姨父的报国志向。姨父在交大学的是当时热门的无线电通讯专业，两次被派往美国接受空军通讯培训，此后便一直在国民党空军服务，既抗日也打内战。四九年大陆沦陷时，姨父没有选择，必须随军撤退台湾。当时在上海当医生的姨妈本不愿意离开大陆，两人这时已经恋爱多年，由于各自奔波于自己的事业，仍未成婚。可是二人早有共识，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要相伴终身。姨父前脚刚撤，姨妈就按姨父的安排经香港乘船跟了过去，差点天各一方。无亲无故的两个外省人在台湾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结婚大事也都没法告诉两家大陆的亲人，二人也从此再未见过大陆的父母老人。

时任空军中校的姨父在国民党军中也曾有过美好的理想，也曾多次跟还未当总统的蒋经国一起进餐，本可循着仕途上爬。但是，连年的内战，党国溃逃台湾的现实，国民党的腐败和天天目睹自己身边发生的乌烟瘴气的事情，使得姨父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对台湾没有多少感情，特别是看到日本统治了五十年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处处是日式酒馆、歌妓厅等殖民地的痕迹，台湾对他们来说只是在汪洋大海中逃难的一个歇脚小岛。小俩口像很多外省人一样偷偷地算计着离开台湾去美国。五十年代初的台湾，国民党控制很严，军政人员根本别想离岛半步。当时大家生活都十分贫困，也没能力买张去美国的飞机票。姨妈由八杆子刚够得着的一个远亲引见，向阎锡山自荐身份（未去台湾的我外公曾是中将陆军军医监）和想去美国的打算。念于对部将的旧情和老乡的亲情（外公老家芳兰村离阎锡山故居仅5公里），阎锡山给了姨妈一张去美国的飞机票钱并帮她离开了台湾。

五十年代初，姨妈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海城（以姨父的老家辽宁海城县取名）一个人在美国艰苦奋斗，姨父带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襄（以姨妈的老家山西定襄县取名）在台湾留守。姨妈，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留学生一样，在新大陆无亲无故，白手起家，半工半读，全凭一人在异国他乡开辟自己的一片天地。昼夜准备功课参加各种医学培训和考试，直到有了执照当了医生后，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

几年后，台湾岛内情况有所松动，姨父得以辞职带着女儿来到美国，成了外国人，一家四口在远离祖国大陆亲人半个地球之外安了家。姨妈辛勤的耕耘也带来了收获的果实，在一家大医院里当了高级麻醉专科医师，收入不菲。他们在华盛顿DC附近的Fairfax购置了一栋两层砖房。房后有一英畒的坡地，林木环绕，那片亲手栽植的竹林更使得环境显得安静、幽雅。这就是他们梦醒了多年的后半辈子的家。

姨父来到美国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家带孩子和做家务，闲下来就是在书房里舞文弄墨练习书法。其间，阎锡山公子曾来约姨父一起合开餐馆，姨妈没有同意，说她一天工作下来精疲力竭，没有精力再里外操持家务。在以后美国的几十年生活中，他们几乎没有和什么中国人来往。在两个孩子的概念里，他们家与同学朋友的家不一样，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亲戚。医院里跟姨妈做了二十年助手的白人护士玛丽女士和韩籍女医生Dr.朴成了他们非常要好的Family friends。友谊一直保持了几十年。

姨妈姨父一直深深地怀念在大陆的亲人。无奈中美的敌对外交关系，两地亲人连书信都无法来往。姨妈通过香港的朋友转信，与外公外婆保持着联系。1976年，中美总算建立了外交关系。离开祖国三十年后，姨妈姨父作为早期的美国客人分别于1978，79年来到中国，彼时，双方父母都已作古，看望了分别多年的兄弟姐妹，故地重游，共叙旧情。姨妈来到太原万寿宫，虽然外公原来那套大宅院住满了不相干的人，但总算是又看到了儿时的庭院，青砖高墙和那拾阶而上的门楼。海城县历经几十年的战乱，面目全非，姨父怎么也无法把所见与儿时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再加上那里再没有什么近亲，从此日思夜想的家乡就永远虚无缥缈地定格在了童年留下的记忆里，现实中是再也找不到了。

我跟姨妈只是在她去大陆看望我母亲时见过一面，陪伴姨妈游览了大雁塔和开放初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后来姨妈得了乳腺癌，在我来美的前一年去世了。在我的记忆中，姨父的形象比姨妈的要清晰得多。

两个孩子从小来到美国，黄皮白瓤。海城的妻子是医学院同学，姨妈还给这个白人儿媳起了个中国名字：金桔。小俩口生了一个儿子Jimmy。我来美第一年（1988）跟姨父一起去海城家过圣诞节，看到两口子医生，小日子过得挺舒坦。不知怎么，Jimmy５岁时父母离婚了。小Jimmy每周被接来送去，在父、母、爷爷的两家三地之间来回折腾。人说隔代亲，小Jimmy成了姨父的掌上明珠和后半辈子的精神寄托，一个礼拜不见就想得不得了。他给小Jimmy从襁褓开始不知道拍了多少照片，还是在没完没了地拍，书房里挂着真人大小的Jimmy彩照。在我看来，Jimmy已经成了姨父老年孤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海城第二任妻子是在同居了几年后才结婚的，金发碧眼的她带来一个男孩。结婚时正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一个当地College任教。女儿襄读了药学硕士，带着一狗一猫跟一个蓝领白人同居多年。

在我来美的前几年里，由于忙于学位和生计，与姨父只见过三次面，总共大概不过十几天。第二次是92年，父亲受伯父邀请来美探亲旅游时，我们一家陪父亲去看望姨父，这是两个Brothers in law自抗战期间在重庆见过一面之后，近半个世纪后的重逢。那两天，姨父每顿饭都带我们去DC一带的中餐馆，尽地主之谊。

姨父家餐厅装饰柜里的一套漆器茶具让我想起了一件事。1978年，我替母亲给姨妈回国探亲挑选礼物，在友谊商店里看到这套漆器时，我叫售货员拿过来看看，大概那女人瞧我穷酸，就是不肯拿过来。我一赌气，二话不说就买下了（当时是人民币70几元）。母亲把这事当时也讲给了姨妈听。姨父告诉我，为这事，姨妈跟他说过我的脾气来美国要吃亏。从这里，我也隐隐地感觉到了姨妈姨父在美国几十年生涯中的艰辛与无奈。

我和姨父见面虽然不多，可是我们在电话上的时间却至少有上百个钟头。大多数电话都是他打过来的，我理解姨父一个人和狗独居无人说话的心情，尽量陪他多聊聊。姨父谈得比较多的一个内容是政治话题，老爷子非常关心天下大事，从两岸三地到中美关系，从国共两党到民主共和两党，美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得很详细。他每天没事，守着电视新闻（一个大彩电是用台湾补发给老兵的补助金买的），外加中英文报纸。当然，他也爱唠叨一些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不开心的事情，像修车行乱要钱之类。

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困扰不解。每当我跟姨父在电话上聊上后，他总是不自觉地就骂上了反中国政府的人。他倒也不是直接夸中共，而是骂国民党、民进党，骂王丹、吾尔开希，骂DC的那些反中右派“侨领“。我们两个经常说不到一起，我常常得用自己和父母的亲身经历向他讲述中共在大陆为所欲为的独裁统治。姨父没法反驳我所说的事实，只是不接我的话题而已，可是下次打电话，他就又是老一套地骂反对中国的人。按道理，姨父曾是国民党军人，跟中共直接打过仗，多年接受的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在美国的几十年也体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人权观念，可为什么对中共在自己国家内任意迫害人民就恨不起来呢？一说到中国取得的成就或国际体育比赛的奖牌，他就赞不绝口。我想，姨父还不至于混淆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也不是不知道民主与独裁孰优孰劣。我只能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祖国情结”来解释，姨父逃离大陆，又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始终对大陆那块土地，那里的人民有一种永远无法割舍的亲情，容不得谁看不起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民。海外华人过去深受外族蔑视之苦，做梦都希望自己身后能有一个强大自豪的祖国！这个祖国在姨父的心目中永远是祖国大陆以及大陆上的一切。我想，“爱屋及乌”大概就是讲的这种境界。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姨父是2001年8月下旬，姨父打电话叫我去看看他，说不然可能就没有机会见面了。姨父得了淋巴癌，已经跟病魔折腾两年了。顾不上找飞机票，我开车从波士顿来到DC郊外的姨父家。见到床上的姨父，我才知道了什么叫“皮包骨头”，真不敢相信眼前就是昔日的那条东北汉子。两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轮流在这里看护他，扶他起来也可以勉强坐在餐桌前吃点“Chinese Cereal”（小护士语，大米稀饭）加酱黄瓜。听说我要来，海城（从宾州开车过来）和襄都在等我，老太太玛丽女士听说老朋友的 nephew来了，也专门赶来见我，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话，可以想见玛丽女士当年跟姨妈之间的亲密友情。

根据姨父的病情，大家觉得需要24小时守护，于是决定送护理院。我离开前，姨父从枕头底下摸出来一叠钞票，要我带走，我没有接。显然，他是在跟我作最后的告别。握别离开时，我潸然泪下……

二十天后，海城电话告诉我姨父于九月十八日在护理院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九一八，为什么是这个特殊的日子？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七十年前的这一天，十岁的姨父被迫离开了家乡，从此走上了终身流浪的不归路，一生的抱负、亲情、漂泊、艰辛、孤独与无奈，全都在这一天划上了句号。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什么超人在安排着一些特殊的日子吗？我不是宿命论者，一个临终前的老人，在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特殊日子里，孤身一人躺在异乡的病床上，回忆家乡，怀念亲人，回望来时路，难免心潮起伏，以至造成了生理器官无法承受之重。三姨父走了，带走了一代人的如烟往事，还没有走的人，相似何必曾相识。

根据姨妈姨父生前的交代，他们的骨灰混在一起埋进了家门前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地面没有做任何标志。一生中流浪了那么多地方，家乡早已成了一个虚幻的概念，在这个星球上，只有这块一英畒的坡地以及林木环绕中的这座两层砖房，才是他们永久永久安息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