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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也比较普遍，

有些小家小户也有一起一起。

此外，还有蓄养外室（称为“外妇”、“别宅妇”）的风气，

也就是不居于主家的妾，

唐玄宗时曾多次下诏禁止置“别宅妇”，

并将官员们的“别宅妇”没入宫中作为惩戒，可见风气之盛。

此外，唐朝又盛行妓乐，贵族富户家中大多蓄养歌舞家妓，

也称作“女乐”、“歌舞人”、“音声人”等，供主人娱乐玩赏。

白居易“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的诗句，

其实说的正是这种家妓。

王公贵族之家姬妾、家妓常有数百人之多。

在姬妾中，身份最高的是媵。

按古义说，媵是从嫁之意，

后代常将媵、妾合称，并无十分严格的界限。

在唐代，从法律、制度上说，媵、妾是有一定区别的。

媵是正弃之外名分较高的侧室，但这种名分只限于王公贵族中。

唐制规定：

亲王等可以有媵十人，

二品官媵八人，

三品及国公媵六人，

四品媵四人，

五品媵三人。

这些媵各有品级、名位，此外就都算作妾了。

媵与妾在法律上量刑也有等级分别。

一般人家没有媵的名位，正弃之外就是妾。

妾在唐朝也称作“下妻”、“小妾”、“侧室”等。

　媵、妾与主人都有配偶名分，但不是正式婚配，

“普通买卖”，与娶妻“等数相悬”，不可同论。

唐人多称买妾而不称娶妻，

家中有妾而无妻则仍称未婚，

从这些习惯中可以看出妾和主人并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

唐律严格规定不准以妾为妻，

在实际生活中，以妾为妻也是要受谴责的。

杜佑家是名门大族，他一生名声都不错，

唯独晚年以妾为妻，受到士林指责。

法律也严禁以妾为妻，

因为“妾乃贱流”，

妾原则上须以良人为之。

　至于常和妾合称为“姬妾”、“妓妾”中的姬侍、家妓等，

她们没有配偶的名分，

比妾的地位还要低，与婢同类，

只是她们一般不从事家务劳动，

而是做主人的内宠和歌舞人而已，

同时，当然有义务供主人发泄性欲。

　有名分的妾和无名分的姬侍、家妓在日常生活中的礼节、待遇也是不同的。

例如，柳公绰曾纳一女子，

同僚们和他开玩笑，要这个女子出来让大家看看，

柳说：“士有一起一起，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

这说明，妾是主人的配偶，不能随意让人观赏；

而家妓之辈不仅是主人的玩物，也可供客人娱乐，

如侍酒，甚至在主人支使下供客人作枕席之欢

这种事在唐人记载中很多。

如白居易在裴侍中府中夜宴，

就有“九烛台前十二妾，主人留醉任欢娱”之句。

　这些姬妾，大多出身卑微，

由买卖、赠送、转让而来，有的甚至是被强夺来的。

例如，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

又看中了邻近卖饼人的妻子，

硬给卖饼人塞了点钱，把他的妻子强夺进府。

一年以后，宁王问她：还记得饼师否？

她默然不语。

宁王召见饼师，让他们夫妻相见，

当时座上客人无不为之凄然，

宁王命文士们赋诗吟咏此事，

随后就让她与丈夫回家了。

这件事还被后人传为佳话，

其实，可能宁王把饼师之妻玩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发了点“善心”而已。

有些事就更惨了，

例如庐江王李瑷看中了商人之妻亭亭，

竟然杀害其夫，把她纳为姬妾。

　这些女人进入豪门后，

生活一般是比较优裕甚至奢侈的，

但是，她们永远是贱民，

即使生了儿子，也不被当作家庭正式成员看待，

正如元稹为妾所写的墓志铭中所云：

她们在家中“闺衽不得专妒于其夫，使令不得专命于其下”，

又“不得以尊卑长幼之序加于人”。

她们还常被主人的正妻妒忌，安危不保。

例如李训有一起，

娶妻以后已把她转卖出去，

换了好几个主人，

但李妻得病后，

无端地怀疑是妾厌祷所致，把她抓回来毒打，

这个其实在不堪忍受，最后投井而死。

还有，严挺之宠爱一个叫玄英的妾，

正室裴氏及儿子严武很妒忌，

严武趁玄英熟睡时，用铁锤击碎其头

，严挺之还对儿子的“勇气”赞叹不已。

这一类姬妾被主人任意残害的事并不少见。

唐代还有主人死前硬要爱妾殉葬的事。

　她们是主人的财物，当然会被任意买卖、转让或被更有权势者夺走，

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唐诗中有不少专咏“爱妾换马”的诗，还认为这是豪侠之举。

传奇《韦鲍二生传》中说的就是唐文宗开成年间，

鲍生在途中用歌姬换得一匹好马的故事，

在时人眼中，女人与畜相等，爱妾与良马同价。

贯休的《轻薄篇》诗还说到少年赌徒“一掷赌却如花妾”，

姬妾又成了赌注。

至于主人将姬妾赠送友人的事更是史不绝书了。

有些人的姬妾往往被有权势者所夺，

如韩翊的爱妾柳氏本来是好友李生的爱姬，

才艳俱绝，慕翊之才，

李生知其意，将柳氏赠韩，两人情爱甚笃。

安禄山叛乱后，在兵荒马乱中柳氏为藩将所夺，

后韩翊遣人寻访柳氏，并写了一首《章台柳》带去：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见词，不胜呜咽，复词《杨柳枝》云：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

　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这件事遂以《章台柳》的名诗而为后人传颂不已。

还有，赵嘏的爱妾被浙帅夺去，

赵生登第后，浙帅又把这爱妾送还给他，

不料二人在路上相遇时，

这位多情女子竟抱住赵生恸哭着而死。

乔知之宠姬碧玉，被当时的权贵武三思强夺去，

乔思念不已，暗中寄诗给她，

她读诗后伤感哀怨，竟投井而死。

另外，唐代还有主人死后，

子孙争卖其姬妾以换钱财的风气，

李谔的《论妓妾改嫁书》就专门抨击这种作法。

　至于比妾社会地位更低的婢，

命运就更凄惨一些。

婢女在当时也称作

“侍妾”、“侍儿”、“使女”、“女奴”、“青衣”、“双鬟”、“小鬟”等。

人们常将奴与婢连在一起，

可见婢即奴，是处于最下贱的地位、供主人任意支配的物品。

唐代私家使用婢女极为普遍，

即使有些小户人家也常有一两个婢女；

至于高门大户，婢女常达几百人之多。

如长安富商邹凤炽嫁女，陪嫁婢女有数百人。

太平公主府中光是穿绮罗的高级侍女就有几百个。

除私家以外，寺院中也广泛使用婢女，很多尼姑、女冠都有婢女驱使，

也有些婢女从事寺院的生产劳动。

武宗毁佛时，查出奴婢15万，其中有几万婢女。

　这些婢女的来源，

一是官婢被赏给私家，或陪嫁，或私人赠送、转让；

二是被强掠为婢，或是被俘获的战俘；

三是被出卖或典贴，这是婢女最大的来源；

四是奴婢所生的女儿，被称为“家生气”，她们一生下来就是奴婢，奴婢的子女生生世世为奴婢。

　婢女侍候主人，绝对没有人身自由，

她们的命运完全操纵在主人手中，生杀予夺都听婢主人。

遭遇好一些的可以被主人放免为良，自己成家立业，从此摆脱贱民地位。

或是主人念婢辛劳，或是出于宠爱、不忍，或是想做善事以“积德”，

都可能将婢女放为良民。

这种做法是当时的法律所允许的，

法律规定放免必须由家长立手书，

长子以下署名，再经申报官府，方可生效。

有一件当时放免婢女的文书：

　盖婢以人生于世，果报不同，贵贱高卑，业缘归异。

上以使下，是先世所配，放伊从良，为后来之善，其婢厶乙多生同处，劢力今时，效纳年幽，放他出离，如鱼得水，任意沉浮，如鸟透笼，翱翔弄翼。

……择选高门，颇为贵室。

后有儿侄，不许干论。

一任从良，荣于世业。

山河为誓，日月证盟。

从以上这一文书看，

所放的是一名较年轻的婢女，不管主人出自什么动机，

但给她以自由，去做良民的妻室，还是比较人道的。

还有《太平广记》卷一一起讲到刘弘敬、范明府在买其时发现有旧日衣冠子女被人掠卖者，便焚券放免，并为之选人，嫁为妻室。

　但是，被放从良的婢女只是少数幸运儿，

多数则是终身过着痛苦的奴隶岁月。

她们除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或生产劳动外，

还是主人性发泄的工具。

婢和主人的关系，唐朝和历代大体都一样，

无论是法律还是社会观念，都承认主人对婢女以及客女

（客女的身份比婢女高，是部曲之女或由婢女放免而成，她们可以被转让，但不能像婢女一样买卖，客女只有豪门大户才有。）、部曲妻的绝对优先占有权。

《唐律疏义》卷二十六明确地说：奸淫自己家部曲妻、客女是无罪的，婢女自然更不用说了。

　元稹的“越婢脂肉滑”和无名氏《消失婢榜》中的“内家方妒杀”等很多唐人诗词、著述，都说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婢女不仅是劳动力，

而且是主人的玩物。

主人占有婢女，还被认为是风流事，

如许敬宗宠幸母亲的侍妾，武翊皇宠幸婢女薛荔等等。

对于主人的需要，婢女是没有任何拒绝权力的，

但是由于身份微贱，她们又很难得到正式名分，

即使为主人生了子女，也常常得不到承认。

如《霍小玉传》中的霍母是霍王宠婢，

与霸王生了小玉，

霍王死后，兄弟们根本不承认她们，把她们赶出府去，

小玉只得做了妓女。

《全唐文》卷九八二中有一件案子的判文：

女子阿刘之母是蒋恭绰的婢女，

她和主人怀了阿刘后被嫁出去，

蒋死后，婢嫂不承认阿刘是蒋家后裔，让她当婢女，

阿刘不服，上诉官府，结果败诉，还得做婢女。

有的婢女已经嫁人，但还继续被主人所占有，

如沈询镇潞州时，宠爱一起女，

夫人妒忌，把她许配给家人归秦，

但沈询还继续占有她，归秦渐恨，竟伺机杀了沈询。

婢女们还常常被几个男主人同时占有，

如许敬宗宠爱一个婢女，妻子许昂也与之通奸；

女奴却要受到主人宠爱，主人的四个儿子也都要染指。

婢女在这种性关系的紊乱交织中，往往无所适从，

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成为性角逐的牺牲品。

　主人对婢女的宠爱或一时的玩弄，

常使她们成为主妇妒忌和迫害的对象。

所以她们往往在被迫做了主人发泄性欲的工具后，

又成了主妇案砧上的鱼肉。

例如梁仁裕曾幸一起，

婢女被梁妻李氏捆绑毒打，婢女号呼惨叫：

“在下卑贱，势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

最后竟被折磨致死。

范略幸一起，妻任氏以刀截其耳鼻。

李元澄妻子病死，其母疑心是李先前所幸婢女厌咒所害，

婢早已转卖他人，其母竟使人捕而捶之致死。

　虐杀婢女的事在包括唐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实在太多了。

虽然法律规定杀奴婢是犯法的，

但与杀良民量刑却不一样，

只是“杖一百”或“徒一年”，不需抵命。

至于一些权贵豪门，法约束不了他们，

就更视婢女的生命如草芥。

例如骁卫将军张直方生性暴戾，对奴婢稍有过失就杀。

房孺复妻崔氏一夕就杖杀侍女两人，埋于雪中。

韦皋做了高官后，将岳丈家当年对自己无礼的婢仆全部杖杀，投入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