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导航  

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宋庆龄和宋家、孙家的亲属都断绝了联系，

彼此间几十年没有过任何来往。

所以，她很看重与外婆倪家亲属的关系。

对于这位表妹，她更是深有感情。

倪吉贞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英语很好也很有教养，称得上是一位淑女。

1927年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婚礼时，

特别邀请她作为伴娘。

宋庆龄非常喜欢这个表妹，

见她一直独身，曾想邀她来做秘书，

陪伴自己度过晚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社会上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

住在上海的倪家，因为和“四大家族”的关系首当其冲。

倪吉贞的哥哥倪吉士被抄家。

全家人搬进了一间极小的房子，缺少起码的生活条件。

看到这般惨景，倪吉贞触目惊心。

使她没有想到的是，不属于任何单位，

也从不惹是生非的她，很快就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

1966年12月10日夜里，她的弟媳妇教书所在中学的红卫兵闯进了家门，

要在这里设立司令部，勒令他们二十四小时内搬走。

至于搬到哪里，红卫兵不管。

倪吉贞一辈子没经历过这种事，顿时方寸大乱。

她找到房管所，被告知没房；

找到派出所，民警表示管不了也不能管；

找到统战部，这个昔日“民主人士的家”也已是风雨飘摇、自身难保。

要想投亲靠友，掰着指头数一遍，他们不是住得很紧，就是已被扫地出门。

谁家也容不下他们一起生活的四口人。

无奈之下，倪吉贞和原来住在一起的弟弟吉文、弟媳美芬分手，

带着过继的女儿倪以铭去寻找容身之地。

11日，倪吉贞在上海的大街上游荡，一边哭一边走。

她想到了倪以铭。

倪以铭是倪吉贞的哥哥倪吉士的女儿，倪吉士当然会全力帮助她们。

但是，倪吉士的住处，除了一家人的坐卧，连放一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

倪吉贞又走过淮海中路的宋庆龄住宅，

她明知宋庆龄不在上海，不可能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但此时已是付诉无门。

万般无奈之下她按响了宋宅的门铃。

门打开了，一眼看到传达室，倪吉贞就如见到亲人般泪如雨下。

此时正巧宋庆龄的管家李燕娥出门去，下午才能回家，没有人可以作主帮助她。

红卫兵勒令的二十四小时就要到了，走投无路的倪吉贞只得不顾面子，

要求美芬把她和倪以铭也一起领到美芬的姐姐家。

红卫兵只许倪吉贞搬走一张床、换洗衣服和被子。

所有家具、日常用品，包括碗筷都要留下供他们使用。

倪吉贞仅有的四百元，被红卫兵硬索去三百元。

他们还宣布，此后司令部这里用的水、电、煤气、电话费，全由倪吉贞负担。

倪吉贞央求说她家很节省，水、电等每月只用十二元，能否今后每月交十二元给他们。

她还将上月水、电等收据给他们看。但他们仍然坚持，不论开销多少都要倪家支付。

住进美芬姐姐家后，仅有的一张床让给了倪吉文睡。

房间里没有水，要去弄堂里用水桶拎进来。

对于一位老人来说，这也是很大的负担。

想到今后要靠弟弟吉文的薪金过日子，

还要支付自己家中一切水、电、电话等费用，

倪吉贞心中惶恐莫名，悲戚无助。

1966年12月14日，勉强安顿下来的倪吉贞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长信。

从小有着强烈自尊的倪吉贞，在受到极大刺激的情形下，详细地对宋庆龄讲述了自己的所有经历。

她满心酸楚地说：“你如果看见我，也不认识了。”

瞻念前途，她十分恐惧：“不知道还要苦到、吓到什么地步？”

信的最后，倪吉贞写道：

“请你自己保重，我将打起勇气做人（听说寻死是要成为反革命的）我没有犯什么法，

我不死，心中就记牢你的话。

请收到此信千万千万能不能给几个字？

使我们知道你收到了信，我精神上要安慰些。

但请你在信封里面也不要具任何什么‘姐、妹’等字。这样更为妥当……心中很乱，不必多说。

有错，有不对的地方，请你慈心原谅。”

在署名之后，她又令人担心地缀了两句：

“甘家娘娘的媳妇已自尽，用的是煤气。我认识的已有八个了。”

信封上，贴了一张毛泽东头像图案的八分纪念邮票和一张人民大会堂图案的两分邮票。

倪吉贞在信封的正面和背面用钢笔写了三处“航空”字样，

此举可以看出她面对处境显然已经惊恐万状。

这封信使宋庆龄牵肠挂肚。

她在信中用笔做了十一处记号。

为了缓解倪吉贞被扫地出门后生活无着的困难，

她设法通过中国福利会的老部下蔡缦云送去了一点儿钱，

给他们以精神安慰和物质支持。

然而，很快蔡缦云就失去了自由。

这使宋庆龄更加心神不定，深怕是自己的托付，给蔡缦云带去了灾难。

1967年底，她写信给沈粹缜：

“我的老干部蔡缦云，一年多没有消息了。

不知道什么缘故她被关起来。

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为她代我交一些钱给我一个表亲的缘故？

因为她一直很老实，守纪律的，也不和坏人来往。

如果你听到她的消息，请不要瞒我吧。我对她应该负责！”

接着她又忍不住说到倪吉贞：

“除了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

我的表亲从未参加政治或做过坏事。

一直很老老实实的。”

1966年底的这封长信之后，倪吉贞可能还给宋庆龄写过信，但至今没有查到。

因为宋庆龄曾写到：

“她曾对我说过，那些野蛮、兽性的人毒打她、践踏她以至吐血，还不如死了好。”

这一情节在我们见到的这封信中没有表现。

看来，此后的倪吉贞不仅被强制劳动、受到了批斗，而且是受到了武斗。

对于一个始终生活在闺中的“小姐”来说，这是不堪忍受的凌辱。

为什么宋庆龄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倪吉贞呢？

就此，宋庆龄谈道：

“我当时不够警惕。

我本应该打电报回家，让她住到我家里去，或者送她来这里。

但我相信了那些没有心肝的人，他们说她在骗我。”

1968年5月，倪吉贞万般无奈之中，又一次来到淮海中路的宋庆龄住宅。

按响门铃后，工作人员告诉她，宋庆龄一直住在北京。

倪吉贞最后的一丝幻想破灭了。

她穿过马路，来到几乎正对住宅的武康大楼。

这是一座法国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高八层的建筑。

解放前曾被孔祥熙买下，归在孔二小姐的名下。

孔令伟为其取名诺曼底公寓。

由于建在路口，这座楼顺街势建成了熨斗形。

它的一个特点是顶层有一条长长的临街走廊，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解放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电影界的知名人士，

如郑君里、金焰、赵丹、秦怡、王人美等——被安排住到这里。

“文革”开始后，这座楼便成了自杀者的首选。

万念俱灰的倪吉贞一步步登上楼梯，

随后从走廊上凌空一跃，彻底得到了解脱。

倪吉贞的自杀使宋庆龄大为震惊。

1969年10月16日上午，宋庆龄乘周恩来的专机回到上海。

她的心情很不好。

在去西郊机场的路上，她终于忍不住对秘书杜述周说：

“杜同志，我的表妹在我家对面楼上跳楼自杀了，你到上海可以去看看。”

稍一停顿后，她内疚而又无奈地说：

“我连一个无辜的表妹都保护不了……”

1971年2月11日，宋庆龄在致廖梦醒的信中又一次谈到了倪吉贞的死：

“尽管春节给许多人带来欢乐，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燃放爆竹。

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使我老做恶梦。……这些日子我听到的尽是坏消息。

我的亲属倒是都已经解放了，

因为彻底的审查并没有发现他们犯过什么错误，

只不过他们不幸同四大家族之一有点关系而已。

这是他们身不由己的事。

他们仍挤住在亭子间里，劳动所得只能勉强糊口。

我自然要帮帮他们，但那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因为我现在只有自己的薪水收入。

我希望我的表亲们不要像我的那个表妹一样去寻短见。

她的死，我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可怜的表妹杰西卡（倪吉贞的英文名字）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我常梦见她。”

“她的死，我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一句话，可以见出宋庆龄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心酸与尴尬。

其实，倪吉贞之死只是发生在宋庆龄身边的实例之一。

早在“文革”开始之初，

据说宋庆龄就直接写信给中央，明确提出：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有效吗？

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抄家，逼死人？

党中央要出来讲话。

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种罪行。”

1971年，在写给廖梦醒的信中，

她还将“文革”期间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概括为“火与死”。

倪吉贞的死给宋庆龄造成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她的死处就在宋宅的正对面，宋庆龄不能不时时想起她。

宋庆龄将倪吉贞“文革”后给她的这第一封信精心地保存起来。

在信封上，她用红笔和蓝笔分别打了一个“×”，

写上了一串英文——“Letter from Jessie”（杰西的来信）。

Jessie是Jessica（杰西卡）的另一种写法。

宋庆龄还用鲜红的水笔，在信封上另写了一个大大的英文单词：

“Keen”（哀悼、痛哭），后面是一个令人惊心的感叹号，

那是宋庆龄内心滴淌着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