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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齐威王，看不惯民众穿得舒服漂亮，颁布锦绣禁令，凡身着锦绣之衣者，与诽谤国君同罪。

同罪的意思是，得死。

自汉代开始，“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不许穿与自己的身份等级不合的服装，成了明确的法律条文。

到了唐代，朝廷又将黄色霸占为皇权专用色，将紫色霸占为三品以上官员的专用色。

于是，普通人再不能穿有颜色的绫罗绸缎，和杂有紫色、黄色的衣服衣带。

违者，视情节轻重，要么坐牢，要么去死。

不止是颜色，朝廷在尺寸上也有禁令。

李德裕做淮南观察使，勒令当地妇女剪短他们的裙子，“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因为朝廷有规矩，妇女之裙最多只能有三寸拖地。

行各业的人，包括“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允许穿黑、白两色衣服，使用铁质或角质的带子，不许穿紫色服饰。

幞头、头巾的高度不准超过2.5寸。

妇女不允许戴假发髻，不准把发髻梳高。

只有获得朝廷认证的“命妇”，有资格使用销金、泥金、真珠等饰品。

宋真宗时，皇后侄女杜氏穿了带有销金（一种在衣服上贴上极薄黄金的装饰）的衣服。

自家亲戚穿衣违规，皇权不太好打打杀杀，杜氏被勒令出家为尼。

如果是普通百姓穿错了衣服，那就惨了。

宋代法律规定，制造销金服饰的人、贩卖销金服饰的人，穿着销金服饰的人，被逮住了，都得坐牢两年，“并许人告”，欢迎百姓们互相举报。

朱元璋也非常“关心”民众穿什么。

洪武三年（1370年），他下诏规定：“庶民男女”，你们这些普通百姓，做衣服不许用“金绣、锦绮、经丝、绞罗”，做饰品不许用“金、玉、珠翠”。

可以用什么呢？

做衣服只许用“绸、绢、素纱”，做饰品“止用银”。

而且，做靴子绝不允许“裁制花样金银纹饰”。

有人违规怎么办？

抓起来，看时代的心情，打屁股或者杀头。

再往后，明代百姓甚至被完全剥夺了穿靴子的权利。

监察御史王英某次穿着靴子微服进城，被守门人抓住捆绑起来送官。

王英慌忙解释自己是当官的，并命人取来存放在船中的官服袍带，好说歹说，才逃过一劫，洗刷掉“违法穿靴”的嫌疑。

至于像朱棣拿穿错衣服逼迫开国功臣耿炳文自杀、雍正拿穿错衣服株连年羹尧的儿子，都是中国皇权时代传统悠久的常规操作。

穿衣与“爱国”

再比如，朝廷喜欢将穿衣服与政权认同感直接挂钩。

北魏时期，官员贺狄干出使后秦，被扣押在长安多年。

后来贺狄干归国，北魏太祖拓跋珪觉得他的穿衣风格“有类羌俗”，怎么都看不顺眼。

于是，贺狄干就被弄死了。

宋代皇帝，也特别讨厌民众穿着任何带有辽、金风格的服饰。

宋仁宗曾经下令，宋帝国境内的所有民众，一概不许“效契丹服乘骑鞍髻辔”，违者严惩不贷；

宋徽宗的禁令更狠，他下诏通告全国，“自今应敢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谁敢效仿契丹的穿衣风格，头戴毡笠之类的，按照“违御笔”论罪。

“违御笔”之罪有多大？

宋徽宗的规定是：

官府拿到皇帝，也就是宋徽宗的御笔批示之后，

滞留一个时辰不处理，“杖一百”，打一百棍屁股；

滞留一天，“徒一年”，坐一年牢；

滞留两天，“加一等”，流放三千里；

滞留三天，“以大不恭论”，要摘了脑袋。

南宋继续把穿衣服与爱国仅仅捆绑在一起。

当时的法律规定：

“诸服饰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国者准此，若暂往来者听身从本俗。”

“诸服饰辄效四夷者杖一百。”

大意是：除境内的外国商人外，南宋百姓一律不许穿周边国家（主要是金）的服饰，违者杖责100下。

惩罚上虽然已没有宋徽宗那般残暴，但南宋政府还有一项鼓励民间百姓互相告发的政策——凡告发别人穿胡服，“告获服饰辄效四夷者”，可以得到朝廷的奖赏，获“钱五十贯”。

在明太祖朱元璋看来，老百姓选择穿什么衣服，与他们是否忠心于现政权直接相关。

他下诏，严厉禁止所有人再穿任何带有元朝风格的服饰：

“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

这封诏书里，最狠的是那一句“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

——什么样风格、具备哪些元素的服饰算“胡衣”，是没有固定标准的，判断的唯一依据是“圣心”，也就是全凭朱元璋自己的喜怒与好恶。

这也就意味着，上至官僚，下至百姓，除了将穿衣服的自我审查做到极致之外，别无他法来规避朱元璋的风暴雷霆。

当然，朱元璋自己是不妨经常戴着“直檐大帽”出出进进的。

尽管这种风格的帽子是元代皇帝平时所用，但一切“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朱元璋说它不算“胡衣”，自然就不算，谁也不能抗议半句。

皇太极建立后金政权，也把拓跋珪、赵佶、朱元璋的那一套搬了过来。他颁布命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

——敢有如关内汉人一样穿衣、束发、裹足者，严惩不贷。

清军入关后，顺治下诏“剃发易服”：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治重罪，若惜爱规避，巧言争辩，绝不轻贷 。”

大意是：

要想成为“大清子民”，必须留发辫、穿马褂；如有人迟疑，按“反清”重罪论处；

如有人想法设法规避、在执行上打折扣，决不轻饶。

再后来，太平军起事，清廷服饰又成了“妖装”。

太平天国辖区里，“男子不许戴毡帽；女子不许穿裙子”，

“（见到）戴毡帽则除之，拖辫发者则割之，女子曳裙子则扯之”。

太平军占领南京，秀才汪星垣以头冷为由拒绝摘帽，当场被杀。

你们、我们与他们

以上与穿衣服有关的种种打打杀杀，具体情况五花八门，但究其本质，不过是因为穿衣服被赋予了一种区分“你们”、“我们”和“他们”的功能。

皇帝及其代理人属“我们”；

遵守服饰等级制度、安安分分不穿“胡衣”的民众属于“你们”；

违规穿高档服饰和“胡衣”者，属于需要被规训被打屁股的“他们”。

类似的区分，也发生在近代。

辛亥后，思想解放，穿西式服装的人变多。

1913年，广东教育司发布规定，要求广东的女学生一概改着素朴黑裙，禁穿时髦服装。

1920年，上海市政府颁布公告，将穿袒露手臂小腿衣服的行为等同犯罪，允许警察予以逮捕。

1925年，上海成立“爱国会”，要求参加者“外国的草帽不戴，……外国的哔叽衣料一律不穿……西装不穿”。

1934年，国民政府启动新生活运动，取缔“奇装异服”，对女性服装的要求尤其苛细，比如，江西当时颁布了这样的规定：

“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须离颚骨一寸半；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左右开叉旗袍, 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 短衣须不见裤腰；凡着短衣者, 均须着裙, 不着裙者, 衣服须过臀部三寸；腰身不得绷紧贴体, 须稍宽松;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 不得露腿赤足, 但从事劳动工作时, 不在此限；裙子最短须过膝四寸。”

如有妇女违反上述法令，旗袍、裙子过长或过短，或赤足走路，将“由岗警加以干涉”，勒令改正；如有抗拒，“得拘局惩处”，可以抓起来送到警局。

执政广东的陈济棠，做法更为激烈。

他命人到裁缝店搜查，对所谓“奇装异服”一律没收、焚毁；

还组织了几十个所谓的“维持风纪队”，在广州街头游荡，专门寻找身着所谓“奇装异服”者，进行惩处。

2019年3月24日，一名男子因穿着疑似“和服”的服装，欲进入武汉大学欣赏樱花，被校内保安拦截殴打。

该男子事后辩称，自己所穿并非“和服”，而是国产“吴服”。

冲突与辩解之中，围绕着穿衣服而产生的“我们”、“你们”与“他们”的分野，仍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