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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产业转移


【2021-09-16】 【财经】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

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

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

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

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

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

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

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

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

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

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

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

来源于远川科技评论 ,作者陈帅/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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