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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交友不慎史”


【2022-03-28】 YNN】


我们曾因轻信吃过什么亏。

有关甲午战争的经纬几乎已经被人写烂了。不过,对于甲午的回顾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马关条约》签完,中日两国并没有如人们想当然的那般,立刻结仇。相反,中日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外交风云,其实才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苦难史埋下了更直接的诱因。我们今天来说说这段常常被忽略,但却有至关重要的“甲午后传”。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这个人的卖国贼形象,说不冤其实也冤。甭管是《马关条约》还是后来的《辛丑条约》,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明火执仗就是要抢你的,不签其实也没办法。不过,真要说李鸿章决策失误,主动“卖国”,倒是也有一次,只不过今天中国人反而不怎么提,那就是紧接着《马关条约》之后的《中俄密约》。

事情要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开始说起。按照这份城下之盟所言,中国要赔给日本两亿两白银和台湾,还要把辽东半岛也割给它。考虑到这片地方紧挨着清朝祖上的“龙兴之地”,大清的决策者们很是肉疼。正纠结间,北方传来了一个我们听来很是“正义”的声音,让日本怎么吃的怎么把辽东给吐出来。

这个声音,沙俄联合法德两国发出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俄国此时出来打抱不平,倒不是因为正义感发作,而是觉得日本割占辽东阻碍了它下一盘大棋。事实上,正当中日两国在远东掐的正欢,沙皇也在他的宫殿里对着地图比比划划,想要在远东建立所谓的“黄色俄罗斯”——说白了,沙俄当时想自己把整个中国东北一口吞下。突然听说日本人要抢先把辽东割走,吃惯了独食的沙皇表示不爽,于是立刻义正严词的警告日本人立刻放开中国东北——换他来。

不过,沙皇的这番“苦心”,中日两国当时却都没有很深的体会,日本那厢只觉得自己很受伤,觉得自己维新多年,明明学来了君主立宪、近代化军事,乃至西装革履、留上了八字胡,却仍然是被欧洲列强当外人看。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卧薪尝胆”成了响彻当时整个日本列岛的口号,日本人扯起“为黄种人争取地位”的虎皮做大棋,憋在家里一门心思大搞扩军扩军。

与之相对应的,清廷这边却乐坏了,清廷原以为洋人都没有好心眼,突然见着这么个肯给中国打抱不平的,当然惊若天人。

所以,在甲午战争以后,清廷的外交政策做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由原来的“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沙俄。1896年,清廷派出李鸿章出访沙俄,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密令他检讨“联俄拒日”的可能性。

其实,以李鸿章之能,冷静思考估计能看出沙俄“无事献殷勤”背后安的什么心。不过,甲午一战大清赔光老底儿,此时实在拿不出手什么东西来制衡日本,李鸿章这会儿也陷入了焦躁当中。

更何况,李鸿章一到莫斯科,估计很快就被捧的找不到北了——沙俄给了李鸿章空前的超规格待遇,红地毯、仪仗队和十九响礼炮声,根据美国记者当时的报道:在参与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数李鸿章所受到的欢迎是最为热烈的,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

这么高的待遇,真是给足了李中堂和大清的面子。没办法,咱中国人就吃这一套,偏巧,沙皇陛下又向来善搞这一手。

在双方热烈而友好的气氛,李鸿章和尼古拉二世很快签订了《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两国共同防御的目标明确指向日本:“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而为了满足共同防御的需要,清政府同意沙俄修筑“东清铁路”(也就是中东路)。

请注意,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借助这条丁字形的铁路线,沙俄可以将自己的触角深入中国东北这片他们觊觎已久的膏腴之地。而这种做法,更挑起了其他列强入我堂奥的野心。

但据说签了《中俄密约》之后,李鸿章反而很是满意,他的密友兼幕僚黄遵宪在得知这份密约之后,忧心忡忡的提醒他沙俄一定没安好心,要早做防范,但李却自信的对黄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不料密约的墨迹未干,李中堂就被打脸了。

老来失计亲豺虎

彼得大帝曾经有言,俄罗斯只有两个朋友,海军和陆军。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想成为其“第三个朋友”的民族往往会被卖的很惨。而这一判断,在上个世纪初不幸被清朝应验——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引来了八国联军侵华。

侵华八国之中,最积极、最兴奋的就属刚刚跟中国签约缔盟的沙俄,俄皇把几年前刚刚许下的盟约抛到脑后,立刻通过陆军大臣向俄军下令:“中国已经到了衰亡、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应当利用这一时机,攫取尽可能大的一块。”

所谓“尽可能大的一块”可真够大——它包括整个中国东北。

趁着中国内乱,也借助还在营建中的中东路,十五万俄军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东清铁路”的旗号,兵分七路,浩浩荡荡的杀奔中国。而借着中东路的便利,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沙俄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且这一来就在东北安下窝了,一待就是五年,还节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七项撤军新条件。明摆着是要吞并东三省。

交友不慎的李鸿章在绝望中被俄罗斯人逼死了,把黄遵宪气的够呛,在送他的挽联里刻薄的讽刺这位老友,说:“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撑二十年”。

在黄遵宪和当时的很多精英们看来,李鸿章一生其他的过失也许都可推脱“时运不济,不得已而为之”。唯独“联俄拒日”这招棋,是其主动而为的,大大的臭棋。

然而讽刺归讽刺,面对沙俄陈兵十五万于东北现实,自知打不过的清政府此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了——赶也赶不走,忍又忍不下。

交友不慎造成的创伤,似乎只能以新的交友来弥补,急火攻心的清廷这是不得不又一个外交急转舵,转而“联日拒俄”。

其实,与中俄之间的“亲善”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不同,当时中日之间,反而倒真有点“亲善”的民间基础——

甲午战争打完之后,中国的民间思潮从最开始对日本的仇视,迅速转向对日本短时间内富国强兵的崇拜。

而日本方面,在认识到武力吞并中国没希望后,转而希望以中国的老师自居,开始炒作“日清提携,复兴黄种文明”的概念。事实上,从1898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自掏腰包请中国学生留日,至少最初,授课态度确实还算诚恳,连当时欧美密不外传的军事学科,日本都对大清国学生进行了教授(这导致后来不少抗日名将都有留日经历)。

在东学中渐之风的感召下,中国整个精英阶层迅速走向亲日。1898年至1907年这段时间,被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两国关系甚至好到中国人把自己的语言都模仿日文改造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语中,有大量词汇(比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打倒”和“帝国主义”),其实转自日文对西洋概念的翻译。

更有甚者,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等人还提出要效法战国苏秦佩六国相印的故事,聘请伊藤博文来中国担任“客卿”。“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诚挚的愿望。

而在中日打得火热的背后,所有持此主张的人又都有一个潜台词:现在威胁我们国家存亡的主要敌人是沙俄,跟日本结盟是我们唯一选择。

于是就像当年李鸿章联俄抗日时一样,中国当时的精英们在短短几年后的联日抗俄中也完全抛下了“一片心”。完全倾心结交。

有民间思潮做底儿,清廷的外交转向登时间在国内一呼百应。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全国各地“请联日以拒强俄”的请战折子纷至沓来,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端方等大员纷纷表态支持此提案。

其中最激进的张之洞,还提出过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脑洞大开”的建议,他上奏说中国人的勇敢是没问题的、也不缺兵员,只是我们现在尚未训练好熟悉现代战争的军官体系,所以真要打,则应“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张中堂不仅要中日组成联军跟沙俄血拼,还要让日本军官领导中国士兵上阵(也不知道他是打算让中国士兵学日语,还是日本将官学汉语)。这个提议真的实行了,之后的历史也不知会如何写张之洞这个人。

到头来,反倒是日本人担心清朝参与对俄作战会引发外交不利,出于自身的利益力劝清朝保持中立。

1904年,日本对沙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而清廷表面宣布中立,暗中则倾向日方。而看到日本为了“亚细亚前途”敢于单挑强俄,中国人民更感动了: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鉴湖女侠秋瑾挥笔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名句,盛赞日军英勇无畏。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更是组织“拒俄义勇军”,要到东北去帮日本人拼命,还好,被中日政府合力给拦下了。

所以今天读历史,你会感觉很奇怪,对日俄战争这一仗,我们教科书中的官方叫法都是日在前,俄在后,其实以实力而论,这一仗应该叫“俄日战争”才对(就像同期的英布战争),其实这个叫法最初确定,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亲日情绪达到顶峰,顺着日本人“日露战争”的叫法,我们也就这么“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叫上了。

日寇祸华的肇因

也许在整个中日关系史上,日俄战争都是中日关系最好的一段时光。然而,这段中日间浓情蜜意的日子几乎刚过了春分,立刻就冬至了——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的参战动机想象的太美好,而日本人在战后的漫天要价,却又太赤裸裸了。

与很多国人后来的指责不同,日本打日俄战争,主要目的还真不是为了取代沙俄称霸中国东北,而是怕沙俄进一步染指朝鲜。所以日本最初跟沙俄提出的是“以满易韩”,你瓜分中国东北,我占据朝鲜半岛,咱俩都当好”模范帝国主义,井水不犯河水,这不挺好的吗?

这个要求,日本觉得自己已经很克制扩张野心了——毕竟中国东北多么膏腴,朝鲜半岛那嘎达除了冷面泡菜有个啥?出血大甩卖啊属于是。

但俄罗斯这个帝国吧,作为世界列强之一,它在思维上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漏洞——心里没数,不懂得见好就收。总不会和不甘于与其他列强在合适的程度上达成妥协。过度的野心让其霸道,而霸道的要求又每每让其众叛亲离。

面对日本提出的其实对沙俄很有利的妥协案(后来日本人又让步,说要以三八线为界,详见《三八线,为什么是“38°线”》),沙俄的态度基本是这样的:你们这些黄皮猴子,怎么配和我们高贵的第三罗马谈条件?还什么“以满易韩”,甭废话。满韩都是我的!

就这样,求与沙俄“亲善”而不得的日本,这才想起“提携”一下“同文同种”的清朝。

换句话说,这个朋友本来就不是真心的,可是清朝当时自上而下,却真的“全抛一片心”。

果然,随着日俄战争的展开,日本的心思起了变化——由于日俄战争中军事技术的演进(机关枪、重炮霰弹、堑壕、铁丝网),以及日军极端落伍的战争思想,这场战争日本打的太惨了,日俄战争日本号称是“战死十万,冻死十万”,总伤亡达到二十万人以上,兵源几乎打空了。有的村庄家家戴孝,户户披麻,完全是一场惨胜。

与之相比,俄罗斯人虽然最终输掉了战争、整支太平洋舰队报销,但其上报的陆军死亡总数却不到三千人(俄军把士兵当灰色牲口,这个伤亡统计一直都很迷),甭管真假,没有太伤筋动骨可能是真的。

更让日本感到不满的是,在战后签订的《普茨茅斯和约》中,日本除了获得俄方割让的殖民地和在华利益,没有获得任何赔款。沙皇尼古拉二世咬紧牙关就是不赔款。

这让勒紧裤腰带,在家吃了多年苦的日本人民很是不爽。《和约》签订消息传回日本后,不满政府“丧权辱国”的日本人民立刻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搞了场“群体性事件”,以烧外国使馆的方式发泄不满。

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捞到足够多的好处。日本决定堤外损失堤内补,打起了中国东北的主意——按照日本人的一厢情愿,整个东北是日本“帮”着中国保下来的,“心怀感恩”的中国应该对日本的予取予求全盘答应。

但这个账,中国方面无论如何是不会认的,尤其当时主理外交事务的,是北洋大臣袁世凯。此公在朝鲜早跟日本打过交道,当下决心要做铁公鸡。主权问题,能争一分是一分。

于是双方就开始了从清朝打到民国的“满洲问题”外交扯皮战。

双方争论的具体焦点,聚焦在日本从沙俄继承了的所谓南满权益上——中方坚持认为日本即便继承沙俄租借的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权益,也只能继承“租借中余下的年限”。然而,这些租借的年限大多所剩不到15年,日方掐指一算,觉得根本不够“回本”,坚持要求中方延长。中方则当然不干。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媒体天天浓墨重彩的渲染中国人“不懂感恩”(在日本文化中,这是十分严厉的指责)、而所谓“满蒙权益”又是日本怎样“牺牲数十万帝国军人”换来的。拜这些宣传所赐,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迅速恶化。

与之相对,中国人也从之前的“亲日狂热”中冷却了下来,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中国人为日本“代表黄种人取得胜利”而如痴如狂,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短短十余年之中,中国精英们对日本的观感,又经历了一次从顶峰到谷底的过山车。

1906年,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条约确认了中国对东三省享有主权,而大连、旅顺等租借也应在15年期满后归还中国。

公道的讲,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能迫使日本签订这样一份条约,也算是一场亡羊补牢式的“外交胜利”了,主理此事的袁世凯等人得到了清廷的嘉奖。但这个“胜利”,其实也仅仅是战术上。从整体战略上看,中国在这十年中丢失了台湾,又在东北结了祸缘,其实是大亏的。

在这场会议结束后,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说的一句话很能代表日本人当时的想法:“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不料袁宫保(袁世凯)如此斤斤计较,徒费光阴,独不见大局。”

代表日本的小村心怀怨怼的走了。而中日的这次不欢而散,最终成为了两国此后半个世纪为仇作对的起点,数十年后,日本将用悍然侵略的手段,试图攫取他们在谈判桌上没有拿来的“满蒙权益”。

写到这里,你大约能理解为什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侵华为何如此执迷而疯狂了,几十年起,这场灾祸的种子就已经被种下了。

不可或缺的战略级外交思维

从1896年的甲午战争,到1906年的中日缔约,短短十年中,从“联俄拒日”到“联日拒俄”,外交政策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巨变,但这样看似灵活的闪转腾挪非但没有争取到主动,反而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苦难史种下了肇因。这背后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必须承认,中华民族虽然勤劳、智慧、朴实,但在历史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有“外商(外交智商)”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我们早早完成了“征服所有已知土地”的大一统。列国纷争时代的早早结束,让我们在面对欧陆那种“多元外交”时所必须的博弈智慧开始退化。

在战国时代,我们尚有苏秦张仪那种纵横捭阖的战略级外交大师,汉唐时代就只剩下了班超、王玄策那种“借威服远”的战术级外交家了。

到了南北宋,“约金攻辽”、“约蒙攻金”最后把自己活活玩死的外交蠢招就开始一再上演。如果说同时代的罗马余脉拜占庭是在以其外交术给自己续命,那么宋朝的外交就是一道催命符。

到了近代,我们从善用外交的英国人那里学会了两句很“丛林法则”的话: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并奉之为圭臬。

但我们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其实从没有深邃过。你看晚清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的这段外交术,表面上看,似乎一直在践行这两句话,可是一番博弈的结果,却是盟友最后一个没交上,祸患却惹了一大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深入了解英国历史,你会发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轴的:既“光荣孤立”和由其发展出的“大陆均势”、“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从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以后数百年至今,英国人万变不离其宗,一直让它的外交围绕这个主轴转动。

美国人后来承袭了这种思维模式,为自己的国家量身定制的“门罗主义”“离岸平衡”“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等外交思想。

这种层级的外交思想,我们不妨称之为“战略级外交思维”

请注意,这些“战略级外交思维”有一个共性:它并不定义或锁死自己应该与什么国家结盟——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其实是为战略级思维服务的:敌友是可以变动的,但也绝对不是乱变的,并不是所有“敌人的敌人”都天然是朋友,必须围绕这个国家的战略轴心转动。

有这些战略级的思想作为主轴,再去思考外交上的“敌友问题”,这些国家的外交就不会出过于重大的纰漏。而与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思维,始终停留在晚清那样的“找朋友”迷思当中,沉迷于到底“联俄拒日”还是“联日拒俄”的战术二元选择中,没有自己的“主轴”。那么这个国家的行动,就很容易被急于拉拢的那一方所绑架,围绕这个“朋友”的外交主轴来转动,最终一再重演被对方卖了,还替其数钱的悲剧。

幸运的是,正如我在《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要不要分的那么清?》一文所叙述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定了符合我们国情的外交战略主轴——“无敌国外交”。正是在这种外交战略的保驾护航下,我们迎来了人民幸福生活、经济发展、国家崛起的黄金时代。

遗憾的是,从留言看,虽然我在那篇文章中解释了那么多到底什么叫“无敌国外交”,很多普通人好像仍无法理解这种高深而英明的外交策略,这可以理解,就像顾维钧所言,外交对大多数人来说本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最可怕的是做庸俗化理解。

那我们不妨就把故事讲的浅一点——从晚清那十年的交友不慎史当中,你至少应该弄明白一点:

敌人的敌人,未必真的就是朋友,也可能是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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