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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文革中基本上算是逍遥派，但也不能说完全置身事外。仔细想想，我当时至少参加了三次革命行动，但都只是浅尝辄止。

　一是破四旧。

　像一切文革行动一样，破四旧之风也是从北京刮来的。当《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大破四旧”以后，当苏州市图书馆的革命群众开了一辆大卡车到市中心，把一大堆“封资修”的旧书堆在广场上当众焚毁以后，我们就觉得不能再袖手旁观了。然而哪里有“四旧”呢？我们苦思冥想，终于想到沧浪亭里有五百名贤像，还有许多匾额、碑刻，都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无疑属于该破之列。

　一个星期天，我们小组的同学便带着废报纸和糨糊，浩浩荡荡地开到沧浪亭去了。走到沧浪亭大门口，领头的同学理直气壮地通告看门人：“我们是来破四旧的！”闹革命当然不用买票，大家长驱直入。

　沧浪亭是我们常来的地方，轻车熟路，大家一进大门便直奔主题，先把五百名贤祠里的砖刻画像用报纸糊起来。那些画像几乎占了一整面的墙壁，我们搬来好几张桌椅才够得到上端，爬上爬下的，累得直喘气。接下来又把乾隆皇帝的题诗、沈德潜写的碑文也一一糊上。还在糊好的报纸上写上“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等革命标语。遇到匾额，觉得光写口号比封建文人“稍逊风骚”，便写上一些较有文采的话，如“扭转乾坤”、“除旧布新”之类。

　比较麻烦的是刻在石碑或板壁上的画，大多是兰竹、山水，它们算不算“四旧”呢？大家讨论了半天，认为它们的作者郑板桥等人也都是封建文人，也应该糊上。

　一大捆废报纸和一桶糨糊很快就用完了，一直在远处看着我们破四旧的园林工人又送来了一些。

　我们干了半天，直到沧浪亭里到处糊满了报纸，活像一个绑满绷带的伤兵，我们才胜利班师。

　二十年后，我在洛阳的龙门石窟看到许多佛像都被凿去了脑袋，有几尊高达数丈的大佛像也被当年的红卫兵凿得面目全非，不由得对洛阳学生破四旧的革命精神和雄伟魄力大为叹服。

　二是写老师的大字报。

　一开始我只是在别人写的大字报上签名，而且总是签在靠后的地方，没有亲自执过笔。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妥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它当然是检验一个人革命与否的试金石。要是我老是站在一边随声附和，时间长了难免被人认为是对这场革命不极是消极抵触，那样的话学校对我的政治评语会怎样写呢？爹爹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出身不好”的政治污点一直像紧箍咒一样套在我头上，如果再加上本人表现不好的政治评语，那么不管我高考考多少分都无济于事了。不要说考进清华园，恐怕连到对门去上苏医都会成问题了！想到自己对清华园的向往，想到父母亲对自己的殷切希望，我觉得自己必须在这场革命中有较好的表现，至少不能引起别人对我的革命态度的怀疑。

　我决定自己来执笔写一张大字报，写好后把自己的名字签在最前面，让所有的人都能注意到我的名字。可是到底写谁呢？我搜肠刮肚地想了又想。写班主任宋老师？我对他向无好感，写他出出气也不错。可是他一直表现得那么革命，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他有什么罪行。写教代数的黄炳良老师？可是他除了地主出身和一口常熟口音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毛病，讲课时也从不岔到数学以外去，更没有涉及政治。写英语老师周大心？他的罪行倒是很多，但是他早就被揪出来了，写他的大字报已经连篇累牍，我所了解的罪行都被别人捷足先登地披露了。想到最后，我终于把目标锁定为马文豪老师。

　马老师是教语文的，那时语文课的政治含量与政治课不相上下，从他嘴里溜出来的反动言论肯定不会少。虽然也已有好几张大字报揭发过马老师了，但我还是深挖出他的一条新“罪行”：他曾在作文评讲课上批评同学们写作文堆砌优美词句，他说：“一篇文章里堆满了优美词句就像乡下女人进城，上身穿着红棉袄，下身穿着绿棉裤，自以为美，其实却丑得要命！”我把上述事实描写一番之后，就展开批判：

　试问，他所说的“乡下女人”不是指贫下中农又是指谁？地主阶级的女人当然穿绸缎或毛皮衣服，而且讲究高雅，哪里会“上身穿着红棉袄，下身穿着绿棉裤”？那么，革命群众不禁要问，马文豪如此恶毒地嘲讽贫下中农，他的险恶用心是什么？难道这不是他的地主阶级反动本性的大暴露？……

　我写完这张大字报，颇为得意，就把自己的名字签得十分醒目，接着又有不少同学在上面签了名，然后大家就把它贴了出去。可惜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不到三天，它就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写过别的批判老师的大字报。

　三是参加派性斗争。

　文革的形势瞬息万变，红五类的风光日子很快成为明日黄花。到后来，校园里山头林立的各类组织逐渐归拢合并，最后形成了两大派。一派叫“五四兵团”，属于市里的“踢派”；另一派叫“红旗公社”，属于“支派”。“支派”因支持刚成立的苏州市革命委员会而得名，“踢派”则因提出了“踢开苏革会”的口号而得名。

　我和陈本业从外地串联回来，发现我班那几个骂过我们的“狗老爹猪老娘”的红五类都成了“踢派”，就马上决定参加与“踢派”势不两立的“支派”，以表明与他们不共戴天。不言而喻的是，如果他们是“支派”，我们就一定会参加“踢派”了。然而我们又不想真的从组织上参加“红旗公社”，便决定自立门户，纠集了四五个人，成立了“延安兵团”。所以要叫“延安兵团”，一是觉得兵团的名字最威风凛凛；二是因为毛主席著作里有“是西安，还是延安”的著名论断，我们既然参加“支派”，当然是认为苏革会是延安而不是西安。

　兵团成立后，我们找到一间堆杂物的小屋作为总部，但是没有挂牌子。原因有二：一是我们的人马太少，要是挂出牌子，别人前来串联或上门寻衅，马上就会发现我们势单力薄，那就麻烦了。二是我们几个人的家庭出身都有点问题，我可算是反革命分子，陈本业和顾树柏是地主，沈建新则是富农，稍迟几天加入的邹建国的出身也很可疑，他自称出身城市贫民，但红五类们却说是城市流氓无产者，应算坏分子。我们五个人正好凑齐了“地、富、反、坏”，只差一个“右派分子”就成为完整的“五类分子”了。虽说此时人们已经不大提家庭出身了，但是如此鲜明的阶级组成，总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蛰居在那间小屋里闹起革命来了。

　“延安兵团”的革命，其实只有一项内容，就是写大字报。我任主笔，我尽量模仿鲁迅笔法，对“五四兵团”以及市里的“踢派”冷嘲热讽，展开批判。至于“观点”，则一律与“踢派”相反，凡是“踢派”说是黑的，我们就坚决说是白的。比如说“踢派”对苏革会成立后全市的生产形势作了一番调查，说很多工厂的产值都下降了，以此证明苏革会应该被“踢开”。我就针锋相对地认为当前形势的主流是一片大好，并讽刺“踢派”说：“一泻千里的长江，滚滚东流！在长江东流的过程中，当然会遇到许多险滩和礁石，当然会激起几圈回旋的旋涡，溅起几点倒向的浪花。如果有人把这些旋涡和浪花拍成照片，夸张为长江西流图，以此否定长江的大方向，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得到“支派”战友的齐声赞扬，第二天马路对面的苏医的高音喇叭便进行了全文广播。

　我们刚开始的几份大字报都署名为“延安兵团”，后来怕被人看出兵力不足的底细，便分别署上兵团所辖的各个影子战斗队的名字，如“延河战斗队”、“杨家岭战斗队”等等，其实都是出于我一人之手。沈建新毛笔字写得好，专门负责抄。邹建国个子高，又长于跟人吵架，就专门出去贴大字报。剩下的两人负责到外面搜集动态，或与我商议大字报的主题。

　我们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地贴了出去，在校园里引起很大的轰动。五四兵团的人声称要来砸掉我们，而红旗公社则放出风声说想与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表示愿意给我们两到三个“中心组常委”的位子。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延安兵团的总部究竟在哪里，它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人们胡乱猜测，议论纷纷，我们听了暗自得意。

　好景不长。两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烈，光用笔墨口舌来论战已经不能满足双方的胃口了。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拳脚、棍棒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大字报。到了后来，两派人马都决定用真正的枪炮来武装自己，到驻扎在附近的军队里去抢枪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我们的底细也已真相大白，人们对我们的实力嗤之以鼻，于是延安兵团寿终正寝的日子来临了。

　没有解散的仪式，连牌子都不用摘，因为本来就没挂过牌子。只是停止了写新的大字报，我们便重新变成了逍遥派。几天以后，真枪真炮的武斗即将爆发，除了家住苏州的邹建国之外，延安兵团的全体将士都逃往乡下去了。

二

　早在文革开始之初，我就对它心存怀疑了。第一批出现在苏高中校园里的大字报的内容可以用一条大标语来概括：“誓死捍卫毛主席！”我和陈本业私下嘀咕：毛主席他老人家住在中南海里发号施令，……真可说是威风凛凛、所向披靡，他本人则是绝对地安全，哪里用得着远在苏州的中学生来捍卫他呢？当然我们只敢“腹诽”，绝不敢对其他人说的。

　渐渐地，形势开始明朗化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场革命的真正目标就是打倒刘少奇。其他的斗争目标，比如包括所有老师在内的牛鬼蛇神，包括一切文物、古迹在内的“四旧”，都不过是殉葬品罢了。……

　我对文革抱定了看热闹的心情，不认为它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破四旧之风刮得最激烈的时候，同学们纷纷把革命的目光对准自己的名字，一时班级里出现了许多新名字，男同学大多改叫“向东”、“卫东”、“红兵”，女同学则叫“要武”、“卫青”什么的。高二年级还有一个同学干脆改名为“革命”，一个姓蒋的同学甚至宣布改姓“毛”！我不想改什么名字，便强调我姓“莫”，绝不可能把名字改成“向东”或“革命”，我仍然保留着爹爹为我起的旧名字。

　高考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对自己的功课倒是信心十足。我早已把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的历届高考试题全都做过一遍，大多数卷子只需一个多小时便可答完，而且从未遇到过任何难题，想来今年的高考肯定能得高分。

　体检也已顺利通过。我的身体长得精瘦，当我脱光衣服走到医生面前时，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医生用手指敲敲我根根外露的肋骨，笑着说：“你这么瘦弱，大概不会要求到农村去务农吧？”

　我涨红了脸说：“先考大学，考不上就到农村去！”

　但是体检的结果表明我的体质还不错，只有少数专业像海运、精密机械等因近视而限考，我本来也不想考那些专业。

　填报志愿的日子快到了，各个大学的招生广告在小礼堂里展出了一个星期，我已经无数次地溜进去看清华大学的那一本。多数学校的介绍只有一张纸，少数学校印成了一本册子，它们或是贴在墙壁上，或是悬挂在横贯空中的绳子上。清华大学的介绍是厚厚的一本，印得很讲究，有不少彩色插页。我总是乘中午人少时前去，仔细地察看它，心里浮现出我与陈本业一起走进清华园大门的情景。我自己最中意的志愿是数学力学系，可是爹爹一定要我填报一个纯工科的系，说那样才能得到真正的铁饭碗，而且不容易受到政治风波的影响。最后我决定第一志愿填清华的电机系，第二志愿则填数力系，这正好与陈本业的选择完全一致。

　我觉得唯一可能影响我高考的因素是政治，尤其是学校里对我本人政治表现的评语。家庭出身是与生俱来的，况且当时爹爹还没有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不过有“政治历史问题”罢了，我在家庭出身栏里仍可填写含义比较暧昧的“职员”，这对我的高考尚不是致命伤。但是如果我本人的政治评语写得不好，那就完了！虽然班主任宋老师曾暗示过他会把大家的评语都尽量写得好一点，但是自从文革之风吹来后，形势瞬息万变，到时是否还由宋老师写评语都难说了！

　我经过认真的思考，认定自己绝不能对文革表现得太冷漠，这毕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革命运动，万一到时人家在我的评语中说“该学生对文化大革命漠不关心”之类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我不但在别人写的许多大字报上签了名，还亲自动手写了一张揭发马文豪老师的大字报。

　应该承认，当时并没有人逼迫我那样做，我也没有上当受骗，真的认为老师们都是罪大恶极的牛鬼蛇神。我写马老师的大字报完全是为自己的高考着想，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自私行为。因此，当顾树柏拒绝参加文革的事件发生后，我真是羞愧莫名。我一向自以为是有风骨的人，认为自己能够成为鲁迅所说的“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一类人物。可是为什么顾树柏能够坚决拒绝批判老师，而我却随波逐流了呢？疾风知劲草，我为什么没有在疾风中坚持到底呢？

　顾树柏告诉我的“高考将被取消”的可怕消息不久就被证实了。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和陈本业像平时一样漫不经心地在校园里散步，突然从校门口传来了鼎沸的人声，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一个高亢的男声激动万分地喊道：“现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通知……”我们大吃一惊，连忙赶过去听个清楚。

　半小时后，我们挤出欢呼的人群，来到校园另一端的操场上席地而坐，默默无语。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大学梦被彻底粉碎了！也就是说，我们多年来在功课方面的一切准备，以及在政治表现上的种种敷衍，包括我前些日子昧着良心写马老师的大字报的举动，都完全白费了！我明白，虽然中央的通知中只说大学招生延迟半年举行，但是既然废除了考试而改用“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方式，那么我俩还有什么优势可言？还有哪所大学会对我们敞开大门呢？

　假如一个人经过充分的准备参加某项竞赛结果却失败了，他当然会大失所望，但还不至于绝望。因为他事先本应做好两种思想准备，而且他还有可能参加下一次竞赛。但是假如一个人经过充分的准备参加某项竞赛，还没等到他走上赛场，忽然接到通知说此项竞赛取消了，今后的竞赛内容也完全改变了，那么他的一切努力和希望就永远付诸东流了。废除高考的通知对我无疑是当头一棒，我当时虽然还没想到后来会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但是眼前的文化大革命对我已经毫无意义了，我已经完全不在乎别人议论我对文革的态度如何了。我在废除高考的第二天便成为彻底的逍遥派，对全班乃至全校的文革都不闻不问了。

　班里的红五类们很快就察觉了我的变化，他们在背后议论纷纷，无非是说我前一阵参加文革是投机行为，有些话传进了我的耳朵，我也毫不在乎。又过了一阵，当“谭力夫路线”从北京传到苏高中校园后，班里的红五类想乘机整治我们，可惜此时我已经和陈本业一起离开苏州到外地去串联了。

　鸿飞冥冥，弋者何慕焉？

三

　“革命大串联”的目标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到各地去联合同志、煽风点火。大约从六月开始，北京的革命学生一拨又一拨地来到苏州搞串联，他们确实是为了革命而来的，他们一下火车就直奔市中心广场刷大标语、贴大字报，号召苏州人民起来造市委的反，还因此而受到那些“坚决捍卫党的领导”的工人的围攻。但是串联很快就变质了，到苏州来串联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一来就钻进各个园林，连门票也不用买，玩了个痛快。

　苏高中最早外出串联的人都是奔北京去的，据说有的还见到了毛主席。我和陈本业对见毛主席没太大的兴趣，更不想到哪儿去发动群众，但是免费坐火车到外地去游山玩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我们也学别人的样，闯进学校总支办公室去开了一张证明，就连夜出发串联去了。

　我们的串联本无明确的目标，因囊中羞涩不敢到太远的地方去，就把杭州确定为第一站。我们赶到火车站，车站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幸亏大多数学生都是想往北京去的，很少有人想南下到杭州去，我们不太费劲就挤上了火车。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达杭州。杭州市委为接待各地来的革命小将做了周密的准备，我们刚下火车，就被解放军战士用军用卡车拉到浙江省工人疗养院住下了。当时天已断黑，我们根本不知道身在何处。次日清晨出门一看，惊喜地发现自己身处西湖和钱塘江之间。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平心而论，苏州之美是不如杭州的，至少在市区是如此。苏州市区的主要景点都是园林，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了一些。而杭州市区却镶嵌着西湖这颗耀眼的明珠，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我们在杭州一待就是五天，每天清晨出门，乘上不需买票的公共汽车，走遍了西湖边上所有的景点。从孤山到灵隐，从葛岭到钱塘江，到处都是操着各种口音的外地学生。我最难忘的是在六和塔下看到的一个场景，有几个学生爬出塔顶的窗口，骑在檐角上向下挥手，嘴里高呼着什么口号。我们向上仰视，心惊胆战，他们却毫不在乎，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知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视死如归。

　第六天，我们在住所的“离杭革命小将接待处”办理离杭手续，没想到在那里看到一张署名为“一群外地革命学生”的大字报，说：“杭州是个鬼门关，进来容易出去难！”果然，这里不像苏州，直接到火车站爬上火车就行了，而是有很麻烦的手续：接待人员先是要我们填表，说明来自什么学校，离杭后要到何处去；然后要验学生证；最后才发给车票。不过也有好处，他们除了给你车票之外，竟然还发干粮！

　我们向先行者请教了一下，就在表里填上“去乌鲁木齐”，结果不但领到三天的干粮（第一天发给馒头，后面两天给面包），而且每人领到三斤全国粮票和三元钱！原来当时坐火车从杭州到乌鲁木齐要走六天，所以给我们备下六天的给养。我们喜出望外，我们离开苏州时两人口袋里一共只有三元钱，到杭州来游玩了几天后反倒增加到九元了！

　我们立即跑到“花港观鱼”，把几个馒头全都喂了鱼，以此报答杭州人的恩情，面包则留着路上当饭吃。我们又到商店里每人买了两斤杭州特产香榧子。当天晚上赶到火车站，发现情形与苏州一模一样，火车一进站，大家就往上乱挤，根本无人检票。而那些买了票规规矩矩地排着队的普通旅客反而一个也没挤上车。我们胡乱挤上了一列开往上海的火车，把两张到乌鲁木齐的车票扔到窗外。

　第二天我们各自转乘汽车回家去，让家人分享革命的果实香榧子。这是我第一次串联的经过。

　到了初冬时分，我回家看望爹妈，并说我想再出去串联一次，这次一定要跑得远一点。不料小妹和小弟吵着也要去，他俩一个念初三，一个念初一，按当时的标准，也可算革命小将了。可是他们从未离开过琼溪镇，毫无出门旅行的经验。要是带上他们，我还能跑得了多远呢？可是他俩成天吵个不休，最后连爹爹和姆妈也帮他们说话了，让我这个做大哥的带他们出去见见世面，姆妈还主张我们到南京去，可以顺便看看外公、外婆。我不敢违抗爹妈，只好带着他们一起出发了。

　几天之后，我们在半夜时分摸到南京城南的一条小巷里，敲开了外公家的大门。满腹狐疑的外公披着衣服出来开门，盘问了我们一番，才惊喜地说：“噢，是砺锋啊！我还以为是黑卫兵来抄家呢。”原来我和小妹还是在十多年前见过外公、外婆，而小弟则是第一次与他们相见，他们没想到三个外孙有这么大了。

　第二天，正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书的小姨专门跑回家把我们接到南大去串联。我们跟着她以及她的战友坐在南大的操场上，看那些大学生在发令台上批斗江苏省委工作组的组长彭冲。那时还不作兴打人，学生们只是在彭冲身边跳来跳去，嘴里唱着造反歌曲，拳头朝着彭冲一伸一伸的。

　小姨忙于革命，下午就与我们分手了，临别前她还一个劲地向我们宣讲她所在的那一派如何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对立的一派则是伪装革命，等等，我听了直想发笑。当天晚上，外公也告诉我们，小姨自从文革开始后几乎从不回家，成天在学校里革命，他和外婆都很担心还说附近常有“黑字红卫兵”来活动，他们是“保皇派”，他们的袖章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黑颜色的，所以得此称呼，简称“黑卫兵”，是和南大的两派都势不两立的。

　我对革命的兴趣远不如对风景来得浓厚，每天清晨带着弟妹外出游玩，晚上回外公家住宿。到南京来串联的学生太多，公共汽车挤得人脚不沾地也能竖立不倒，风景区里则摩肩接踵，但是我们游兴不减。那天到中山陵去的情况最糟，早上去的时候车上还算空，小妹甚至得到了一个座位。等到太阳西斜我们想起回城时，才发现等候上车的队伍从中山陵一直排到了几里路外的灵谷寺。许多辆解放军的绿色大卡车帮着运人，队伍仍然移动得像蜗牛一样慢。眼看天色渐晚，排在我们前面的队伍还是望不见头，我只好带着弟妹步行回城。我们走啊走啊，将进城门时，小妹实在走不动了，我便和小弟各拉着她的一只手往前拖，总算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外公家，外公和外婆已经在门口张望老半天了。

　一星期后，我们离开南京回家去。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中央决定暂时停止串联，到明年春暖以后再继续进行。当时小妹和小弟还兴奋地盘算了一番，明年再到何处去串联，没想到“暂停”云云只是一条缓兵之计，合法的革命大串联就此寿终正寝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校有的同学竟然乘机免费周游了全国，北到白雪皑皑的大庆油田，南到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相对而言，我简直可说没参加过串联。我懊恼万分，这种免费大旅游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了。

四

　我和班上同学的关系原来一直很好，虽然少数团干部对我颇不顺眼，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靠拢组织”，也就是靠拢他们，但是也远未达到公然决裂的程度。可是文革一来，事情就发生变化了。

　文革刚开始时，班上最神气的依然是团支书、班长等人，他们最早贴出大字报说要“捍卫毛主席”，也最早贴大字报批判老师。

　不久，红五类、黑五类的说法从北京传来了。原来在班里默默无闻的禄国英突然神气活现起来，以前他由于学习成绩太差，一直拼命赶功课以免留级，顾不上在政治上表现什么。像在日记中记下自己学习雷锋而做了某件好事，然后故意把日记让别人看到；或是检讨自己学习董加耕，立志到农村当农民的思想尚不够坚定，并向团干部或班主任汇报“活思想”等事，他都没做过。可是一夜之间禄国英就成了全校的名人，原来他祖宗三代全是贫农，是绝对纯种的红五类，不像团支书等人在各自的社会关系里或多或少有些污点。禄国英被工作队和党总支挑选出来，作为第一批奔赴北京见毛主席的革命学生代表。他从北京回来后，一下子变成了全班乃至全校的风云人物，甚至团支书也要看他的眼色行事了。

　就在禄国英从班上崛起的同时，顾树柏、沈建新等出身地主、富农的同学被打入另册，备受歧视。我的家庭出身本来是“职员”，不算是黑五类的。可是用心险恶的党总支苏书记等人故意把学生档案抛出来讨好红五类，红五类们一下子发现了爹爹曾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历史问题”，于是我也被归入黑五类了。

　在学生中追究阶级出身的风气越来越盛，“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著名对联已经张贴在校门口，正好此时我因高考被废除而开始对文革不闻不问，红五类们对我更为仇视，决定要好好地整我一番。幸运的是，正当他们的行动尚处于东窗密谋的阶段时，我和陈本业忽然跑到外地串联去了，从而逃过一劫。等到我们逍遥了一个多月后重返学校时，专以整出身不好的学生为方向的所谓“谭力夫路线”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判死刑。我班的红五类看到我和陈本业重新出现在校园里，却又失去了整治我们的机会，简直恨得咬牙切齿。

　我们一回校园就知道了红五类们曾经对我们采取的行动，包括宣布取消我们享受助学金的资格，辱骂我们的父母是“狗老爹、猪老娘”等等，不禁怒火万丈。我和陈本业马上各自写了一份“严正声明”贴在教室里，痛骂那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可惜他们所写的所谓“勒令”等革命文件早已被他们自己撕毁了，而且当时并未署个人的名，我们找不着具体的对象，只好不点名地骂。后来终于打听出来“勒令”的执笔者是班里最喜欢舞文弄墨的黄大勇，我便把此人曾经抄袭《延河》杂志上的短诗发表在黑板报上的丑事公之于众，使他声名狼藉。

　红五类们对我们的反击当然怀恨在心，禄国英还偷偷地把我们的大字报抄录了一份，想“秋后算账”，不过一年以后大家便各奔东西，他没能如愿以偿。

　从那以后，我便与班里许多同学形同路人。我不但为了与他们对立而成立了延安兵团来参加派性斗争，而且一直拒绝与他们言归于好。军宣队进校后，规定同学们都要回到各自的班里参加活动，我仍与他们互不理睬。

　一九六八年清明节，军宣队组织全班到横山烈士陵园扫墓。我和陈本业厌恶与那些红五类同行，便托故不去。几个响当当的红五类对此大为气愤，向军宣队进谗言说我们对革命烈士不尊敬。军宣队的小排副神情严肃地找我们谈话，说此事的性质十分严重云云。我俩一听便知道是那帮人的花招，对他们的黔驴技穷觉得有趣，不由得大笑起来，弄得小排副莫明其妙。

　转眼到了十一月，全校同学都被派定了上山下乡的去处。除了团支书等获准参军的四人以外，谁都没能逃脱到农村去种地的命运，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也不管你曾是“保皇派”、“革命派”还是“逍遥派”。离校那天，我只与一部分同学互道再见，而与那些红五类同学连招呼都没有打。我们从此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不再记恨那几个红五类同学。我终于想明白了，如果自己也是红五类的话，当年多半也会那样做的。近年来我班的同学曾在苏州地区举行过几次聚会，我虽近在南京，也曾接到过一两次通知，却从未前去参加过。虽然我已不再记恨那几个破口辱骂同学的父母的人，但也没有要和他们见面的愿望，不如互相忘却了吧。

五

　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即使是冠以“文化”名义的革命也不例外。当苏州市的派性斗争发展到高潮时革命的最高形式就应运而生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初夏，都自称“革命造反派”的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激烈，可是双方的叫骂声却反而消沉下去了，校园里出现了反常的宁静，大家都感受到密云不雨般的沉闷。

　一天傍晚，两派的高音喇叭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叫起来，召唤自己人紧急集合，说是对方即将开始动武。不久，街上开过一辆辆重型卡车，车上站满了头戴柳条帽的工人，朝市中心疾驰而去。闹派性最积极的那些同学神色诡异地从校门口进进出出，似乎正在实施一个重大的阴谋。各种消息不胫而走，有说“支派”已经从当地驻军那里得到大量枪支的，也有说“踢派”正在与苏州西郊的硕放空军进行密谋的。

　我和陈本业、顾树柏等人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与其留在学校里莫明其妙地送命，不如走为上计。我们连夜逃到火车站，各自回家去了。果然，第二天凌晨，苏州城里枪声大作，一场交战双方高呼着同样口号的壮烈战争爆发了。

　我逃过了苏州的武斗，却又目睹了琼溪镇的武斗。不过后者的规模既小，惨烈程度也远为逊色。镇上的两派都没弄到枪，他们所拥有的武器无非是些大刀长矛，再加上砖头瓦片，虽然杀声震天地折腾了一整夜，战果却只是把十几个人打得头破血流，没有打死一个人。与苏州那种真枪真炮的大规模武斗相比简直像是儿戏。

　不断有消息从苏州传来，据说“踢派”已占领了市区，而“支派”则驻扎在护城河外侧。又传说“踢派”在进城的平门桥上设立了检查站，只要查出想混进城的“支派”，立即拉下去枪毙。我的粮油关系在苏州，我回家以来已经一连几个月没领到粮票和助学金了，少几元钱也就算了，没有粮票可怎么办呢？我很想立即到苏州去一次，可是爹爹和姆妈不肯让我去冒险，于是又等了一个月。到了十月，听说苏州的局势平静一些了，我便与陈本业等人联系了一下，约定一起到苏州去看看。

　我步行到何市镇会合了陈本业，又到古里镇会合了沈建新，三人一起坐汽车来到常熟县城。刚下汽车便吓了一跳，汽车站上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坚守常熟，消灭九匪！”站里站外都有全副武装的人员在巡逻，有几个头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原来常熟的两派分别叫做“九七三”和“五一六”，目前占据着县城的是后者，他们和苏州的“踢派”属于同一派，“九匪”就是指的“九七三”。幸好我们没有引起注意，顺利地坐上了开往苏州的汽车。

　到了苏州，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上平门大桥，还暗自准备好了怎么应答“踢派”的盘问。桥上果然有横眉竖目的“踢派”战士在盘查行人，不过他们看了看我们的学生证后就放我们过去了。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大桥，暗自庆幸苏州的形势不像传说的那样可怕。

　可是等到我们走进苏高中校园，又不禁吃了一惊。校园里到处长满了荒草，墙壁上残存的大字报已是一片褴褛，一些藕断丝连的破烂纸条随风飘舞，整个校园显得破败不堪。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沈先生，他说我们离校前寄存物品的房间早已经过几次洗劫，并让我们去看看能否找到一些自己的衣物。我们走进那间大房间，只见一片狼藉，乱七八糟的衣服、破烂的被褥和书籍堆得足足有几尺厚。几个被劈开的木箱缩在屋角，像是丧家的狗在等待着它们的主人。我们在这堆东西里翻了半天，总算找到了几本写着自己名字的书，又胡乱认领了几件似曾相识的衣服，便随着沈先生走出来了。沈先生偷偷地告诉我们，最早到这里来抢劫的就是本校的职工，后来又有校外的闲杂人员反复光顾，同学们寄存的物品就所剩无几了。

　天色已晚，宿舍里蛛网密布，床铺上积着厚厚的灰尘，简直无法下手打扫。沈先生领我们到一间会议室暂住，我们在办公桌上铺上几层报纸当褥子，又在自己身上盖上几张报纸，便在瑟瑟的秋风中胡乱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走进对门的苏州医学院，去看那座被战火烧毁的教学大楼。整座大楼一片死寂，楼梯把手和门框、窗框都烧得焦黑，过道和楼梯上血迹斑斑。据说这儿是“支派”撤出苏州城前的最后一个据点，“踢派”先用高压水龙头把汽油喷射到楼上，再用机枪子弹点燃了它，死守在楼里的十多个“支派全部葬身火海。进攻苏医的“踢派”也损失惨重，苏高中有一个高二的男同学就倒在“支派”枪下，他刚冲进苏医大门，从教学大楼里射出的三颗机枪子弹就打穿了他的胸膛，他当场咽了气。“五四兵团”在道山上为他修了一座“烈士墓”墓碑上写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某某某之墓”。待到“支派”胜利回城，“红旗公社”的小将立即就把坟墓铲平了。

　几天以后，我们冒险到两派对峙的火线阊门大桥去看看动静。阊门大桥架在绕城而流的大运河上，原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如今桥上的交通基本断绝，桥两头分别聚集着两个愤怒的人群，互相对骂。桥中间站着许多士兵，他们一组人脸朝西，另一组人脸朝东，手挽手地筑成一堵人墙，把两个人群隔离开来。几个军官手持喇叭，嘴里大声喊着：“革命群众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两边的“革命群众”根本不理会，他们继续叫骂，还纷纷向对方投掷砖头瓦片。那些砖瓦飞到一半就掉落下来了，一个士兵被砸得头破血流。

　我们好不容易穿过士兵的防线过了桥，看到沿河的不少民房只剩下断墙颓壁，据说那是因为“支派”躲在民房里向对岸打冷枪，吃了亏的“踢派”便发挥其善于火攻的战术朝这边放了一把火。有一堵高墙在瓦砾堆中岿然独存，上面刷着醒目的大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我们回头东望，只见门城楼上悬挂着两个血淋淋的东西，定睛一看，竟是两个狗头。旁边的巨幅标语上写着：“项某某、张某某的狗头！”项、张两人是苏州驻军的首长，由于他们表态支持“支派”，故“踢派”恨之骨。那两个狗头也不同寻常，它们原是市公安局养的两只纯种德国狼狗，被“踢派”捉来斩首示众了。

　我们在苏州待了十来天，天天看着那满目疮痍的校园，百感交集。领到粮票和助学金后，我们又逃回家去了。

六

　我在文革中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几十本好书，正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在乡下的漫长岁月。

　说来真不光彩，那些书其实都是偷来的。当时我能从苏州的新华书店里买到的只有一些马列主义和鲁迅的书，所有属于“封资修”的书早就从书架上绝迹了。

　我一向喜欢看闲书，读高中的三年中杂七杂八地读了不少与功课毫无关系的书。我早就决定要考理工科，却从头到尾地读过两种中国文学史。同学们在晚自习课上总是在教室里用功，我却一做完作业就奔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浏览各种杂志。我最喜欢看的是《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但是也常常浏览《人民文学》、《雨花》等文艺刊物。有一次我班的黄大勇从《延河》杂志上抄了一首小诗，冒充己作刊登在班级黑板报上，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我是连《延河》也要浏览的，一眼就看穿了黄大勇的抄袭行为。

　阅览室里有两个贴着“教学参考书”标签的大书橱，里面陈列着许多好书，但是只供老师借阅。我常常隔着玻璃的橱门窥视那些书，满心羡慕。文革开始后，老师们一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哪里还敢来借阅“封资修”的书，大书橱里的书便无人问津了，橱门上的锁已锈迹斑斑。那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心不在焉，值班时经常借故溜出去。我常去阅览室一来二去地便与管理员混得挺熟。有时管理员走开的时间长，还托我代为看管一下。我当时其实是完全有机会从大书橱里偷几本好书的，只是我胆子太小，始终没敢动手。后来在乡下无书可看时，还屡屡责备自己当年胆小如鼠。

　然而偷书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地点却不是在图书馆。一天我和陈本业偶然经过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看到门虚掩着，便信步走了进去。屋里堆满了各种旧工具和破家具，也散落着许多书和照片等物，上面积满了灰尘。我信手拿起一本书，拂去封面上的灰尘，一看竟然是《人间词话》！再仔细一找，竟然又发现了许多种诗话、词话以及一本不知内容是什么的《昭昧詹言》。奇怪的是这些书其实还是崭新的，扉页上既没有图书馆的公章又没有私人的签章。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堆在这间屋里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们拿回我们暂住的小屋去了。

　福有双至，不久第二个机会又来临了。顾树柏有一个同乡在苏州粮食学校读书，一天到我们的小屋来玩，看到我们正在翻阅新偷来的书，便说：“这种书我们学校里有许多许多，散在地上没人要！”

　我们大吃一惊，连忙打听详情。他告诉我们粮校的图书馆早已经过同学们的无数次洗劫，现在连门都不用关了。只是好看的书都早已被瓜分完毕，剩下的都是像我们手中那样的没什么看头的书。那些书都是图书馆的采购员去年才买来的，同学们还因此批判他用公家的钱乱买坏书呢！我们听得眼睛都直了，当场与他约定明天就到粮校去察看真情。

　第二天，我与顾树柏各背一个空书包来到粮校，那个同学早已等在门口。他大摇大摆地领着我们走进图书馆，果然满地是书，有的已被撕得残缺不全。他指着墙角的一堆书说：“这些书不是你们要看的吗？”

　我们一看，果然！其中有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四大册，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册，还有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集，都还是崭新的，连公章都没有盖！我们赶快把它们塞进书包，便溜回苏高中来了。仔细一点，竟然有三十多本！我们高兴得差点没晕过去。

　偷了东西到底心虚，我们不久便把大部分书运回家里去了，只留下少数几本放在手头看看。没想到在离校的几天之前，军宣队领着一批不需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八旗子弟”，突然对全校宿舍进行大搜查。我们虽然住在宿舍外面的小屋里，也没能逃过此劫。

　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冲进小屋，那个担任军宣队队长的营教导员用手电筒往墙上一照，正好看到陈本业的两句题诗：“洋河大曲二两半，但愿长醉不愿醒！”便皱着眉毛说：“看看，看看！这是哪个阶级的思想！”

　我们不理睬他。他便指挥那几个将来注定也会成为军官的同学动手搜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学校的财物，只是在桌子抽屉里和枕头下面搜出几本书来。我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书，上面又没有公章，但是他们硬说这是“封资修”的书，要按军宣队的规定一律没收。我们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们偷来的书又抢走了！我们几个人的公共藏书从此变得残缺不全：《古代汉语》少了第四册，《中国文学发展史》少了第三册，我们大家都很中意的胡云翼的《宋词选》也没有了！

　直到如今，我对《中国文学发展史》前面两册的内容相当熟悉，对第三册却比较生疏，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十多年后才读到第三册，那时我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

　我至今仍然十分感谢那位不知名的苏高中老师，当年堆放在杂物间里的书多半是红卫兵从他家里抄去的。我也感谢不知名的苏州粮校的图书采购员，他当年挨了骂所采购的那些书竟好像是专为我而买的。这几十本书虽然没能满足我在十年插队生涯中的读书需求，但是毕竟使我在前几年免受了精神上的饥渴之苦。

　愿他们接受我的祈福。

七

　文革的两年中，我有不少时间是在琼溪度过的。

　琼溪镇当然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的每场风暴都没有漏过这儿。苏州城里刮起抄家风后没多久，琼溪中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便决定也要对镇上的革命对象采取革命行动，他们商定的第一批抄家名单中就有爹爹在内。幸亏小妹的同学事先向她泄露了抄家计划，爹爹把他的诗本子藏了起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久，有些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特意回镇上来“煽风点火”，发动造反，终于在镇上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我当然不会想回琼溪去造反，爹爹头上顶着“政治历史问题”的帽子，随时担心有飞来横祸，我绝不能为家里添乱。我只是觉得待在乱糟糟的校园里太无聊，不如回家与爹妈弟妹团聚，便常常回琼溪去。

　一九六七年春末，弟妹们写信催我回去，小妹写了一张纸，小弟写了半张纸，刚念到小学三年级的小毛也在小弟的信后接着写了几行，她说：“家里买了十只小鸡，我们把小鸡放在地板上，小鸡很好玩，我们一个下午都和小鸡玩，阿哥快回来和我们一起玩！”看了这封信，我第三天就回家去了。

　那时我家唯一的房间在楼上，刚买来的小鸡们也跟着住在楼上，要等它们长得老成一点才放到楼下的天井里。我一回家便用纸板箱为小鸡造了一个窝，侧面挖出一个圆形的窗子，钉上窗纱，以免蚊子咬它们。我又在窗子上方写上“小鸡之家”四个大字，每天傍晚小鸡回家后便趴在窗口向外张望。

　小鸡确实很好玩，它们的本能是昂着头用爪子在地上乱扒，即使在光滑的地板上也会乱扒一气，扒了一阵便低下头去寻觅食物，样子傻透了。我们发明了用碎米引诱小鸡的把戏，后来根本不用在地上撒米，只要用手指在地板上轻轻一敲，它们便飞奔而来，跑到终点时常常收不住脚而向前滑行一段，活像一团团绒球。后来我们又发明了新的玩法，我在房间的这一端敲，过一会弟妹们再在那一端敲，小鸡便不停地来回奔跑，从未发觉自己受骗。

　乐极生悲，爹爹一直担心的飞来横祸终于降临了。镇上的两派为了表明己方是真正的革命派并攻击对方是假革命，发明了一个妙法把“四类分子”抓去游街示众，并说他们是受到对方包庇的阶级敌人。一天清晨，爹爹忽然被邵根尼所属的那一派抓走了，他被剃掉了左边的一半头发（在文革词典中叫做“阴阳头”），脖子上挂上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莫兰薰”几个大字，站在镇中心的大石桥下示众。一直等到九点钟街市上没有什么人了，爹爹才被允许回家。邵根尼还喝令他明天一早自己挂着木牌再来示众，时间是从六点到九点，并要连示五天。爹爹蹒跚着走回家来，他脸如死灰，脖子上被穿木牌的细铁丝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弟妹们放声大哭，姆妈赶快制止他们，并打水为爹爹洗净血痕。我用秤称了一下那块木牌，它重达二十四斤！

　我们商量了一夜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正如邵根尼他们在大字报中所说，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爹爹是“死路一条”！

　第二天清晨，爹爹只好自己走去示众。我抢过爹爹手里的木牌扛在胸前，陪着他一同走到大石桥下。正是早市时分，观者如潮，我帮爹爹把木牌挂好，才挤出人群回家去。将近九点时，我又来到桥下把木牌从爹爹脖子上取下来，接他回家。我们在半路上遇到邵根尼等一伙人，邵看到我扛着木牌，阴阳怪气地冷笑一声，说：“真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

　一连四天我都扛着那块木牌接送爹爹。小妹和小弟曾劝我扛木牌时把它反过来，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上面所写的字了。我坚决拒绝。和爹爹一样，我也是一个弱者，我为爹爹扛木牌是一个弱者无可奈何的反抗，但我不想掩饰这一点。恰恰相反，我愿意公开表示我的反抗。

　从那以后，镇上的人都说我是“孝子贤孙”。在那个年头，“孝子贤孙”是个绝无疑义的贬义词，它意指你已经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都不再具备了，也就是说你已经被彻头彻尾地打入另册了。姆妈的一个同事曾经很严肃地对她说：“你们怎能让你家莫砺锋去扛牌子呢？这可要影响他一辈子的！你们还想不想让他上大学啊？”

　姆妈把这话转告我，我凄然一笑，我知道自己这辈子不可能走进大学之门了。

（注：莫砺锋是改革开放恢复研究生招考以后的第一位中国古典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