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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的千秋功罪


【2021-11-09】 【文史】



杜雪巍



引 言

李根源(1879--1965年)比盛世才(1894--1970年)年长15岁。李根源是盛世才弃文从武进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的引路人。换言之,李根源是盛世才的人生路上的导师亦不为过。那么,盛世才为什么在1937年邀请曾经是自己的老校长前来新疆呢?其间必有玄机,盛世才一定是内心有着某些困惑,他是在借机问询、求证李根源某些事情上的决策正确与否。我们从盛世才主政前期奉行亲苏、亲共政策,到后来的反苏、反共的政策变化来看,李根源在这当中显然是起到过一些作用的。

由于黄幕松、罗文干的赴疆调停盛、马、张纷争,而让盛世才对国民政府倍感失望。在疏远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到最终回归民国政府这一巨大转向问题上,盛世才显然不会去征求过去曾与其关系非常亲近,且身处国民政府内部要员的那些人,诸如朱绍良、彭昭贤,陈立夫等人;如此超然世外的李根源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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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国殇墓园”中李根源的雕像

一.亦师亦友,盛氏“亲苏”

盛世才进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时是25岁,正风华正茂,他所有的人生精彩篇章均尚未展开。而当时已经40余岁的老校长李根源,作为与孙中山、黄兴一起创立国民党同盟会的元老则已经是饮誉国内,功成名就。从一个人的人生未来规划、定型来说,李根源无疑是盛世才的未来人生的一个引路人。1921年春,盛世才从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军校毕业后,老校长李根源又将他推荐给了曾在自己任校长的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任过教官,且已是张作霖奉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的郭松龄手下去任职一名排长,而后又继续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自此进入了中华民国政府军界。所以盛世才与李根源之间,他们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1933年的“4·12政变”,陈中、李笑天、陶明樾借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闹饷而发动了“4·12政变”,推翻了金树仁的腐朽统治。当时盛世才手握重兵,坐山观虎斗,最终攫取了新疆的主政领导权。

但自盛世才上台伊始,他便开始谋划着新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新疆等问题。盛世才是一个有韬略的人,一切皆为了他的实际利益出发。而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开展北伐战争,以期尽快完成国家南北统一问题。而在国民政府参谋部任职的盛世才,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后经彭昭贤向鲁效祖推荐便想到了去新疆另谋发展。

盛世才晚年在《牧边琐忆》当中说的,“新疆接近苏俄,有机会看看第一个社会共产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形。因为当时我也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论所迷惑的青年人之一,所以极愿意看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苏俄的实际情形如何?以及所谓世界革命导师的史达林是怎样的领导世界革命?以便决定我一生的信仰。”

盛世才如此剖析自己最初到新疆时的想法,也的确是一个事实。盛世才当初也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年轻人,其追求知识,也试图改变社会,寻求到一种“真理”。盛世才在上台执政八个月后的1933年12月,便派出了陈德立等人前往莫斯科去沟通与苏联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奉行“亲苏”政策。

对于自己当初的“亲苏”政策,盛世才在晚年的《牧边琐忆》回忆录中替自己粉饰说:“远去荒凉的塞外新疆的动机有两个:第一个动机是为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边疆;第二个动机是新疆接近苏俄,有机会看看第一个社会共产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形。”这是他心中早就有的一个夙愿。

盛世才在回忆录中说的来新疆的第一个动机,显然是写给后人看的,第二动机倒是发自肺腑的事实。这也说明他在新疆攫取政权后,立刻就派出代表去莫斯科与苏俄沟通联系。而当时国民政府忙于“北伐”,无暇顾及新疆问题。但新疆毗邻苏俄,又有着漫长的边界线,无论从地缘上,还是现实考虑都是一个暂时可以借助的力量。

原本盛世才通过“4·12政变”上台,攫取了新疆政权后,也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与批准,但蒋介石却先后派出黄幕松与罗文干来新疆调停盛世才与马仲英、张培元之间的纷争,黄幕松、罗文干等竟还都希望马仲英、张培元能够打败盛世才。没想到,盛世才借助苏联红军之手先后消灭了马仲英部、张培元部,完成了新疆内部的统一,坐稳了新疆督办的宝座。

1934年9月,新疆大局底定后,盛世才给国民政府蒋介石写去一封述及新疆军政情况的报告,请彭昭贤到南京面呈蒋介石,意欲与国民党决裂。

1934年9月26日,蒋介石从江西给盛世才发来一份长电《妥慎处理新疆事务》。蒋介石希望盛世才能够做“党国之长城”,全面指示盛之治新方略,将新疆的一切纳入国民政府的轨道。首先蒋介石对盛世才努力戡乱,平定张、马,收复南疆的功绩大加赞许,然后对黄慕松赴新及罗文干赴新致使盛与中央产生之隔阂予以解释,以消除盛世才的不满。蒋说,黄慕松赴新纯系宣传性质,并无他意。至于罗文干赴新,乃其自请赴新,考察边情。对于汪精卫给张培元的电文及张培元给罗文干的电文,将彻查汪、罗二人。马仲英却曾派代表提出各种求,但中央绝没有纳其要求。对于黄绍竑带晋绥部队入新,起初确有此事,但并非针对你,而是为堵截孙殿英部窜入甘、新,免贻害西北。希望盛切勿听信别有用心者的谣言,“使中央与吾弟之间情感疏隔,而自坠其毂中,此实不可不注意严防者也。”

然后蒋介石为盛世才拟定了新的治新方略是:一、紧靠中央。以新疆环境,毗邻俄、英,对俄虽尤有与谋亲睦之必要,“然必须为中国为中央而和俄,决不可为苏俄而和俄,尤不可采取紧闭后门大开前门之政策”。蒋实际是在警告盛世才,不要搞“赤化”、不要闹独立。“因为土西(应是“苏西”)铁路已经环绕新边,朝发夕至,而新疆与内地则俨同封锁,长此以往,新省必愈陷孤立,一切任人支配而不能自拔,不仅将为东北之续,即你盛世才亦终必为所牺牲,甚望你于此猛省。”在这份回电中,蒋介石对盛世才有警告,也有威胁,进而劝其“依靠中央,以求外交运用之得宜,另方面应赶紧恢复内地交通,切取联系,使新疆物产、内地商货彼此流畅,以促进地方经济之繁荣。中央对你十分倚重,绝无歧视,一切由我蒋介石立为主持,为你撑腰,你不要稍存疑虑,自趋疏远。”

第二、蒋介石希望盛世才成为班超、左宗棠,‘集大勋于边陲,作党国之长城’。”面对蒋介石给其利弊得失之分析,对盛世才来说,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在盛世才的心理天平上,没有什么比现实来的更实惠;也没有什么比巩固住自己已经到手的政权来地更稳妥、更扎实。盛世才已经在亲苏道路上走得太快、走得太远。尽管1935年11月,中央政府要其出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尽管1936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但从1935年到1937年,盛世才从苏联又得到了750万金卢布的贷款,一批苏联顾问和专家进入新疆,被充实到许多重要部门。在苏联人的帮助下,盛世才陆续制定,并出台了“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

在1934年“四·一二政变”一周年时,新疆省府发表的《宣言书》,以及盛世才发表的《告全省民众书》,和4月18日至25日,省政府召开的第一次民众大会上,盛世才在开幕式上阐述了他的“施政方略”,即所谓“八大宣言”:保障信教自由;实施农村救济;整理财政;澄清吏治;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改良司法。

时隔一年,1935年4月12日,盛世才又提出了“九项任务”:即1、彻底厉行清廉;2、发展经济和提高文化;3、避免战争,维护和平;4、全省动员努力春耕;5、便利交通;6、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7、反帝反法西斯和永久维持中苏亲善政策;8、建设新新疆;9、绝对保护各族王公、阿訇、喇嘛等的地位和权利。

在盛世才上台执政的三年时间中,马仲英率部二次进疆,窜扰新疆。盛世才、张培元、马仲英争夺新疆执政权,民国政府先后派出黄慕松、罗文干来新疆调停纷争。总之在盛世才的心目中,黄慕松、罗文干到新疆是没有干好事,他们是越来调停新疆局势,新疆局势越复杂、越混乱。

黄慕松夺权不成,反而被盛世才抓住了把柄,被软禁在了边城迪化。黄慕松赴新疆宣慰,没有给新疆带来和平,盛世才、马仲英、张培元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六二六事变”之后,黄慕松被盛世才软禁,盛似乎是在用黄慕松作为筹码逼迫南京中央政府,如果不同意任命盛世才为边防临时督办,盛便不会释放黄慕松回南京。身在迪化的黄慕松也不得不在6月28日电告中央:“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之后几天,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一天数次召见宫碧澄,数次急电盛世才:叫他不得对黄慕松苛刻,待黄回南京后即可发表。这也就是告诉盛世才,放回黄慕松,作为交换条件,中央便可以任命其为新疆督办。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讲到1933年新疆的权力之争时说:“不久,他(盛世才)到了新疆,把新疆的领袖金树仁打垮,取代了金的地位,变成新疆的首领。金树仁是个军阀,盛世才是东北人,很有才气。那时他打电报给蒋委员长,要中央派人去新疆,他指定要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齐世英(立法委员)。我那时在中央组织部很忙,齐世英曾在过去和盛世才共同参加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革命工作,也因事无法分身。蒋委员长因此没派我去,也没派齐世英去,就另外派了一个人去,此人是盛世才的老师黄慕松先生,这位先生不太懂得政治。因为盛世才用自己的力量占据了新疆,是希望中央承认他,中央没有派他希望的人去,反而派了他的老师去,这位老师却又莫名其妙,在没有去之前,新闻记者访问他,他便发表了一段谈话,题目是(治新方针)。盛世才是个多疑的人,他以为中央派人是去领导他的,他自己辛苦打下新疆,而中央却派比他高的人去接收,自然不满意了。我曾去找过这位盛世才的老师,告诉他盛世才本想要中央承认他,这篇谈话会使盛以为中央要派你去控制他。黄慕松说他没有要去治理新疆,而是记者胡说,但是已来不及更正矣。果然他去到新疆,盛就把他软禁起来,好不容易,才放了他回来。”

中华民国政府是没事找事,越找事是越混乱。1933年的6月26日,盛世才又擅杀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在省府内部完成了一次清洗。最终盛世才是借助苏联人的力量,先后将马仲英、张培元的军事实力予以剿灭。到了1935年,新疆局势才彻底平稳下来。也正是这几年的纷争,盛世才认为,民国政府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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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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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

二.接近“中共”,加入“联共”

1937年的12月27日,王明、康生由苏联莫斯科经由新疆迪化返回延安,此间盛世才与王明在迪化见面,正式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而在此前的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红军已抵达陕北延安。延安方面也在1936年元月便派出邓发前来新疆联系盛世才,欲在新疆设立联络机构。1937年5月初,西渡黄河的21800名的西路军将士历经艰难,抵达新疆时仅剩下470余名残部。当他们这些衣衫褴褛的西路军残部抵达哈密星星峡时,盛世才派出车辆前去迎接,换发衣装。

正是因为盛世才执政之初,其四处抛洒橄榄枝,其交好苏俄,交好陕北延安方面,所以王明、康生在途经迪化期间,邓发奉王明旨意在盛世才的眼皮子底下逮捕了自己的妹夫俞秀松,盛世才竟然一声不吭,装聋作哑。也正是因为盛有求于王明,所以在王明、康生途经迪化时,邓发也同样奉王明旨意,在八路军办事处杀掉了张国焘的两名得力部下黄超和李特,进而惊走了张国焘。

盛世才当然知道,王明当时是苏联斯大林身边的红人,他当然知道王明回到延安后就是中共方面的高层领导,所以极尽讨好之能事。在李根源受邀前往迪化之前,他从南京出发,经武汉、长沙、西安到兰州,再由兰州飞往迪化。他在到西安时,便将自己将赴新疆的消息早早汇报给了身在陕北延安的朱德总司令。

李根源与中共总司令朱德的渊源非常之深。他创办的云南讲武堂曾培养了一批共产党人,包括朱德元帅、叶剑英元帅,周保中、曾泽生等都是李根源的学生,也正是由于李根源的资助,朱德元帅才得以赴欧洲留学,进而结识了周恩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凡此种种,“亲苏”、“亲共”问题一定是李根源到迪化以后,与盛世才之间私下交流的一个秘密话题。因为相同的价值、理念,使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当然这些话题,盛世才不可能去征求朱绍良、彭昭贤、陈立夫等好友的意见,因为他们毕竟都是蒋介石的部下,手下。

与那些国民党要员不同,李根源的身份就超脱很多。李根源属于与孙中山早期创办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盛世才的老校长、老师,可以无话不谈。再者他与中共朱德总司令、叶剑英等皆交谊深厚,其联系也非常之紧密,可见李根源与中共延安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之畅通。

所以笔者猜测,李根源到达新疆迪化后,盛世才早就对如何对待中共,如何对待苏俄方面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取得了李根源的首肯。所以后来,中共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新兵营”之设立,陈云向盛世才提出培训两期中共飞行员的计划等,均得以顺利推进,这中间绝少不了李根源的斡旋与推动。

因为盛世才在《牧边琐忆》中说:几次坦言,“我是李根源的学生”。李根源抵达新疆迪化那一年,李根源58岁,而盛世才则是43岁。盛世才就自己再新疆推行的政策,一定是赢得了李根源的赞许,他们相谈甚欢。

至于后来盛世才之所以转向走向“反苏”、“反共”,那也是苏联斯大林企图将新疆纳入其苏联版图的图谋彻底暴露以后,《新锡协定》签订,盛世骐被刺杀之后出现的变化。当然要说大背景,自然是苏联莫斯科遭到法西斯德国的包围,出现颓势;而国内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也早已经完成国家统一,抗战爆发,全民同仇敌忾。

李根源回到昆明以后,又很快临危受命担任家乡腾冲、龙陵的动员,组织全民抗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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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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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骐一家

三.盛世骐被刺,盛世才转向

从最初盛世才为了打败张培元、马仲英反盛联盟的步步进逼,巩固住已经到手的新疆政权,只得寻求苏联斯大林的援助。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张培元的老巢被抄,张亦被杀身亡;马仲英也被驱逐出北疆,后逃至苏联。在盛世才与斯大林的斗法中,盛原先还对苏联所奉行的那套支持弱小民族的精神充满幻想,但当其真正明白了苏联的斯大林最终是为了吞并新疆这一目的后,幡然悔悟,毅然把苏联自认为已经属于口中之物的新疆,转而投身回到了中华民国政府。从这个意义上,盛世才还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像今天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反而将自己的祖先归到了什么土耳其斯坦,或者阿拉伯人之类。

在苏联人看来,其为了盛世才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现在要索取汇报,攫取新疆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苏联人强迫盛世才签订“新锡条约”,并最终达到鲸吞新疆之目的。为达此目的,斯大林甚至戕杀了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以逼盛就范。盛一旦看清楚这一点,幡然悔悟。

1942年5月,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骥,以新疆督办公署副处长身份前往重庆,专门拜访国民政府蒋介石,投石问路。在盛世才依靠苏联大搞新疆各方面建设的过程中,蒋介石始终并未放弃新疆。蒋介石对于盛世骥的突然来访,异常欣喜。蒋对盛世骥说的第一句话是:“过去中央和盛督办的误会,都是汪精卫搞出来的”,希望冰释先前与盛世才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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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骥临回迪化前,蒋介石告诉他说:“你告诉你家老兄,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现在国家有难,不能因为自己的困难而放弃,谁都不做这困难的事,这个国家不就完了么?”

经过朱绍良与盛世才的数次沟通、协商,双方终于促成了1942年8月29日的宋美龄飞赴迪化。此亦标志着盛世才的最后归顺国民政府大功告成。

1944年8月26日,盛世才离新赴渝前,为劝盛世才离新,蒋介石再一次劝盛:“吾弟十年艰苦,为国家保持边疆完整无阙,苦心毅力,实难言喻,民国以来,封疆功绩未有如吾弟之盛者也。兹既决心辞卸边政,为公为私,亦皆不便强留,故特调弟任农林部长,俾能益展长才,助成国家整个之建设。”希望“早日来渝就职,籍副中央之殷望”。对于今后,蒋保证“此后一切公私各事,中必为吾弟负其全责,主持一切,请勿顾虑,明令拟于星期二日行政院例会发表,甚望吾弟省政交接之后,即来就职,俟举行就职以后,可再回新料理各事,期使内外皆臻完美,庶不负吾弟之苦心也。”

最终国民政府未费一枪弹,新疆便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新疆的回归,给了蒋介石莫大赴鼓舞。他曾对盛世骥说:“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就。”

盛世才离新赴渝就任后,来自新疆的各种控告也雪片般飞来。在得知中央监察院受理了新疆临时参议会控告其罪行后,盛世才甚为恐慌,急忙写信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果不食言,于1946年2月27日对盛的来信,批示转呈惩戒委员会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查(盛)所陈政治斗争与包围国土不得已而作种种紧急措施,尚属实情,希即密切注意,勿加深究为要。”盛世才算是暂时躲过一劫。

1945年5月17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疆代表麦斯武德在大会上控诉盛世才在新疆的罪行,引起与会代表哗然。翌日,蒋介石在第17此大会上说:“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的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江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盛世才文言,痛哭流涕。

在此前的控告盛世才贪污各节,其在1944年12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在新任内,殚竭心力,开发金矿,并彻底奉行廉洁政治,涓滴归公,经历年惨淡经营,撙节藏蓄,计积有黄金五万两,白银、羚羊角及其他贵重物品甚多,多年来新省所购胜利美金公债,计有六十余万两,上项财物,均置存于督办院内之防空洞内,由职及财政厅、承启处三方负责封管,各执钥匙一把,开库时必须三方同时在场。又督署副官处库房存有鸦片烟二万两,及其他贵重物品等,亦由职暨副官处、承启处三方负责保管。”盛将这些财务全部上缴给了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其《苏联在中国》中说:“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苏联对新疆压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胁。三十一年四月间,苏联在新疆的领事馆及特工人员共同制造政变,企图推翻盛世才,来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我在是年八月间巡视西北陕甘宁青各省,并派蒋夫人同朱绍良将军飞往新疆省会之迪化,慰劳当地军民,乃与盛世才商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与还政于中央问题。于是盛世才乃承德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机,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输诚了。此时苏联闻讯,立派其外交次长赶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1934年,向苏联所作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之诺言,并以此相要挟,未得结果,怅然而返。”

盛世骥曾说:“我们盛家人要感谢德国希特勒,如果当年,希特勒没有进攻苏联莫斯科,我们盛家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新疆。因为当时苏联已经摆好架势,要灭亡我们全家。”

盛世才最后全身而退,随国民党退入台湾,1970年去世,享年76岁。而李根源则在1965年病逝于大陆,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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