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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没有逼死关盼盼【2021-11-01】 【文史】
关盼盼这么一个在唐代没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 唐代资料里，只有《白氏长庆集》卷一五《燕子楼》三首序提到过。序文如下：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伎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姿，余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余以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而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访余，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其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绘之从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余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就这么一小段。除此之外的都是后人编的，连姓关都是后代人编的。（顺便说一句，福本雅一通过种种牵强附会，得出这段序言是白居易做伪的结论。这本就够蠢的了，更蠢的是居然还真有人信彭国栋、福本雅一他们这一套。） 结合研究资料，现在可以大体还原出历史上的真实经过： 800年，张愔的父亲张建封去世。804年春季，校书郎白居易途经徐州，张愔设宴款待，并请自己的爱伎盼盼侍奉宴席。席间，白居易写了两句诗给盼盼。在徐州没呆多久，白居易便去了河南，从此与张愔再没联系。806年，张愔去世，盼盼开始守节。815年，张仲素升迁为司勋员外郎，在长安拜访白居易时，说了盼盼的故事，并给白居易看了自己为盼盼写的三首诗。白居易看后很感慨，写了三首和诗。815年8月，白居易被贬去江州。819年，张仲素去世。而盼盼的结局如何，历史没记载。 可谣言里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谣言里说，白居易写了三首诗寄给盼盼，之后还不过瘾，又附赠了一首，讽刺盼盼不自杀。盼盼收到后一封信，回复了一首《和白公诗》，然后绝食而死，死前说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谩把青泥污雪毫”。 既然历史没记载，那谣言里又是诗又是句的，哪来的呢？好在相关书籍流传下来不少，能大概还原出这个谣言的演变过程。 唐五代有本《才调集》，其中收录了张仲素三首《燕子楼》之一，署名却写成关盼盼。可见这时候便有人误解了“为盼盼作也”的意思，以为关盼盼是三首《燕子楼》的作者。 到了宋真宗时代的《丽情集》（此书已亡佚，其内容大略保存在南宋初年曾糙的《类说》中），情节初见雏形。在这版故事里，关盼盼不仅是才女，还能诗三百首，结成《燕子楼集》（此说法也见于宋代《绀珠集》）。其中的代表作，自然是张仲素写的三首《燕子楼》。也不知白居易在哪看到了关盼盼的诗，写了三首《燕子楼》加上《感故张仆射诸妓》。而盼盼看到白居易的诗后，只是说：妾非不能死，恐百载之后，人以我公重于色。还没有赴死情节。 北宋陈荐写过《彭城八咏》，其中有一句： 乐天才似春深雨，断送残花一夕休。 起码宋神宗时已经有白居易逼死盼盼的说法。 盼盼的故事在北宋已经广为流传，苏轼、秦观等都写过与燕子楼相关的诗词。《西清诗话》里说苏轼也认同白居易逼死盼盼一说，有待考证。 到了南宋，出现了集大成者——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故事到这里变得有头有尾，详细而完整。他先是暗暗地把《白氏长庆集》原文中“为盼盼作也”改为“乃盼盼作也”，“余爱缋之新咏”改为“爱其新作”，几乎踏雪无痕，意思完全改变。然后写盼盼写诗三首，白居易和诗三首并附一首《感故张仆射诸妓》，盼盼得诗后绝食而死，还说了遗言：儿童不识冲天物，谩把青泥污雪毫。计有功不是始作俑者，但后世说此故事时，多以他的版本为依据。 元明时期，有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有冯梦龙的小说《钱舍人题诗燕子楼》，有大量的文人笔记和诗词，更是让这个故事妇孺皆知。 清代的《全唐诗》收诗求多不求真，收录了署名关盼盼的《燕子楼三首》、《和白公诗》和那句“儿童不识冲天物，谩把青泥污雪毫”。《燕子楼三首》自然是张仲素以盼盼的口吻写的（绘之新咏）那三首。而诗人小传里采信流言，不仅把关盼盼当作张建封的妾，还说白居易写诗逼死盼盼。 从五代的张冠李戴，到北宋变成才女与诗人诗歌互答，到改编为姬妾殉夫，再到明清成为民间小说、戏剧的素材，每一代都根据时代需要把故事进行了改编，于是越到后来越面目全非。谣言也就这么一代代、一步步，三人成虎，越传越“实”。 即便不考虑这些历史流变，仅从文本上看，也能知道这个谣言的荒谬。 白居易的《燕子楼》三首是要逼死人么？ 满帘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这三首诗，分明是表达了白居易对盼盼的同情和哀怜，且这诗是写给在长安的张仲素，怎么能逼死远在彭城的张愔小妾。 最大的争议在于另一首诗《感故张仆射诸妓》，收录在《白氏长庆集》卷一三： 黄金不惜买娥眉，捡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感“，诗人自己在感叹，在哪感，什么时候感，感完给谁看，统统没有记载。于是只能从极有限的材料里进行推测。 首先，张仆射指的是张愔的爸爸张建封，生前当过右仆射。张愔生前只做到尚书，死后才被追赠为右仆射。 古人称去世者，有谥号则尊谥号，无谥号则称彼在世时的最高官衔。白居易的诗文，都写在张氏父子亡故后，死者的官衔当然不会变化，不会一会儿故张仆射、一会儿故张尚书。 白居易曾写过一篇《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 ，文中两次言及张建封，都称作“仆射”： 仆射张建封以寿帅移于徐。 这无异于白居易给自己的《感故张仆射诸妓》诗作了自注。 另外“张仆射”一词，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以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是一个官称，更一个文化符号。《旧唐书》本传说他：“在彭城十年，军州称理。复又礼贤下士，无贤不肖，逰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徃如归。贞元时，文人如许孟容、韩愈诸公，皆为之从事。” 且看同时代有多少写给张仆射的诗文。唐德宗亲自作《送徐州张建封还镇》。韩愈写过不少呈张建封的文章：《贺徐州张仆射白兔状》、《上张仆射书》、 《上张仆射第二书》、《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其他著名文人的也有很多：权德舆《送张仆射朝见毕归镇》、《奉和张仆射朝天行》、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 “张仆射”一语成为张建封的专称，不仅在唐代，在后代也是如此，如：宋王禹偁《送南阳李太傅》：还似徐州张仆射，御诗相送四方闻。宋梅尧臣《送赵谏议知徐州》：莫问前朝张仆射，球场细草绿蒙蒙。明谢肃《题张建封击球图》： 一代忠贤张仆射，莫忘天子动行春。明谢肃《题唐人打球图》：若非张仆射，休上击球书。 再看诗意。清人张宗泰分析此诗说得很好：味其语意，乃是惜张公不于心力未尽时早为散遣之，而致身去不能相随，只为蓄妓者感慨，非以责诸妓也。小品里说”人死了钱没花了“，是幽默、是感叹，不是教人死后把财产随葬。 其实《感故张仆射诸妓》这个题目本身就和故事相冲突：如果真是写给“幽独块然”的盼盼的，直接“寄盼盼”好了，干嘛还“感”，干嘛还“诸妓”呢？ 综上，《感故张仆射诸妓》不是写给张建封诸妓的，不是写给张建封儿子的爱妾的，更绝对不是在逼人殉葬。 如果《感故张仆射诸妓》不是写给盼盼的，那盼盼回复的那首《和白公诗》是怎么回事？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 这很明显是《感故张仆射诸妓》的和诗。 历史上的和答诗能流传到现在，是因为古人经常会把一和一答收录到同一个集子里，很多作者即便诗名不著，因为和大诗人有过和答，往往也能流传下来几首诗。而《感故张仆射诸妓》是单见于白居易诗文集里的，这首所谓盼盼的和诗，文集无载，直到宋代才出现（《丽情集》）。 另外这诗还有时间破绽。白居易与张仲素见面是在815年，其时白居易任太子左善赞大夫，稍晚被贬为江州司马。而《和白公诗》的第三句称白居易为“舍人”，中书舍人是白居易821年才当上的，时间线根本对不上。 毫无疑问，是有好事者有意或无意地把《感故张仆射诸妓》当做写给张愔妾的，并比照着摹写出了这首“自守空楼敛恨眉”。 故事里，盼盼死前还说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谩把青泥污雪毫”。 且不说家伎管白居易叫儿童是多奇怪的事了，只说这“冲天物”。“冲天物”原本出自东晋沙门支遁好鹤的典故，喻指人物具有凌云摩天的高风亮节，这个用法不见于唐代，只见于宋后。比如《太平广记》卷八十七：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宋华镇《杂咏》：羽毛果是冲天物，愿借扶摇上九门。元许恕《招鹤轩》：仙禽磊落冲天物，少保高轩为尔开。据此可以判定“残句”定然出自宋人之手。 就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稍微想想就能知道有不合理处，随便查查就能明白本末缘由，可很多人都不愿意求证，甚至知道了真相也不愿意改错，大概“有逻辑”的@闲人负先生 等人真的希望白居易是恶人。 再说说元稹。 哪有那么些关于一个千年前古人个人感情生活的记载，能确切知道他婚姻情况的，一个是他请韩愈写的《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一个是《葬安氏志》，一个是他死后白居易写的《元公墓志铭》。夫人前后两位，韦氏、裴氏，妾一位，安氏仙嫔。而且三人时间并不重叠，韦氏死后两年才纳安氏，安氏四年亡故后才娶裴氏，哪怕以现代一夫一妻的道德标准来看，元稹的婚姻都极合规矩了，但有些现代网友还是要骂，因为既然都写了“除却巫山不是云”，居然还续弦而未鳏居一生，到底是不忠。 要不是元稹自己在安仙嫔死后悲痛地写下《葬安氏志》，后人根本不会知道他曾有这样一位妾。那他到底有没有娶其他的妾呢？历史上没有记载，再怎么推测也是想象。另外虽没有能直接否定的证据，却多少有一些旁证。比如，元稹与韦氏的孩子仅活下来一个女儿。元稹与安仙嫔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再没记载，估计是早幺了。后来娶了裴氏，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元稹去世时，与韦氏生的大女儿已经出嫁，与裴氏生的小儿子才刚三岁，“长女暨诸孤幼等号护墙翣”。古人娶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生养后代，而元稹子女数量如此少，特别是直到晚年才有了儿子，多少可以侧证元稹并没有其他妾室。 古时不是没人说元稹德行不好，不过那时批的是他的政治德行，说他反对永贞革新，说他晚年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宏简以及严绶。这些不在本文探讨之列，只说生活品节。 目前指控元稹生活品节低劣的材料，主要有两大派。 一个是沿袭《云溪友议》、《清异录》、《牧竖闲谈》等书的观点，认为元稹在使蜀时与薛涛有一腿，按现代网友的说法，是背叛了他的妻子韦氏。而他《琵琶歌》《赠刘采春》等诗，更是说明他四处拈花惹草，从小风流成性，背叛了初恋傍富婆，背着老婆搞女人。 另一派是把《莺莺传》当元稹传记，张生干的必然就是元稹干的，张生抛弃崔莺莺，那么元稹必然也抛弃了某个莺莺。这一说法打宋朝延到现在，中间又不乏鲁迅、陈寅恪等大师背书，不由得人不信。 当然更多的在网上听个名人八卦就信口胡吣的。 这些分析、推测，有几分真实呢？有几个能有证据呢？一个都没有，最多是个似是而非。刘心武分析《红楼梦》，基本都当笑话看，可同一套索隐大法拿到别处，居然总能掀起风浪。何况批判元稹私德的一些观点，本就是借批元稹而言它事，着眼点本不在此，借此批门阀制度的有之，论妇女地位者有之，至于元稹到底做了什么，于他们似乎不大要紧。 真要想知道个中原委的，最好找份元稹文献综述，按需要找找正经的文献和论文看，花不了太多时间，总好过从百度百科看到百度百家号。 借用吴伟斌《“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结尾的一句话：“仅仅根据作家塑造出来的小说人物之行踪，勾勒作家生平，甚至编入年谱、写入传记，并以此抨击作家的人品，显然是难于服人的”。 记载南唐史事的宋代史料，流传下来的有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南唐近事》、龙衮《江南野史》 、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钓矶立谈》、《江南余载》、《五国故事》。 大周后的事，《江南野史》和两本《南唐书》记载较多，而两本《南唐书》的撰写时间距离南唐灭亡百余年，关于大周后的记载也大部分是本自《江南野史》。 小周后在宫里撞见大周后，目前所知最早收录这事的便是《江南野史》： 后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来宫中。后主见其美姿容乃纳之。前后疾将殛，忽见后入，乃问妹妹几时至宫来，后时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实对曰："既数日矣。"后怒，遂面壁而卧，至死不顾。后既殂，常入禁中，至纳为后，乃成礼而已。 马令《南唐书》卷六： 後主继室周氏，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静。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内，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帐前，昭惠惊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识嫌疑，即以实告曰：“既数日矣。”昭惠殂，后未胜礼服，待字宫中。明年，钟太后殂，后主服丧，故中宫位号久而未正。至开宝元年，始议立后为国后。 陆游《南唐书》卷十六： 或谓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褰幔见之，惊曰：“汝何日来？”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对曰：“既数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后主过哀，以揜其迹云。 两版细节稍有不同，基本是转述了《江南野史》的记载。 按《江南野史》的说法，李煜在大周后在世时就私下“纳”了小周后，但并未说大周后是气死，也没提偷情，但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那么《江南野史》的记载是否可信呢？《江南野史》的史料有两大来源，一是龙衮家乡吉安当地的传说，书中经常有“俗耆旧云”“故老传为”等语。书中共为三十四人作传，除去李家皇帝，剩下的三十人里，吉安籍或住在吉安的有十一位，可见龙衮的大批史料系在家乡搜访而得。二是其他文献记载。龙衮参考了《江南录》《江南别录》《南唐近事》《江表志》《钓矶立谈》等书，很多记载只略加改动便收入《江南野史》。 大周后的这事，记载在《江南野史》卷三李从谦传记后面。这一卷很好地体现了《江南野史》的三个特点：史料劲爆又独家；混编既有史书和民间材料；对信息不加分辨一并收录。龙衮并不因身为宋朝人而讳言丑事，比如这一卷里的： 太平兴国三年秋，后主因疾，上宣翰林医视药，中使慰谕者数四，翌日而殂。 后人据此猜测李煜被毒杀。然而龙衮前脚还一本正经写李煜信佛的种种事迹，后脚就转到谶纬上，说什么有神仙显灵脑袋大如车轮，大雁拉的屎在城里臭了一个月，鲸鱼搁浅被人吃了还拿肋骨搭桥。这书的传记多是这样写，先援引其他书，介绍人物生平，再写作者搜集到的逸事传闻，一股脑全附在本传后面，让人难以分辨。大周后的事就是如此，附在李从谦传记后面，由李从谦妃子的事顺带一提。 大周后这条史料，以及卷三的其他史料，基本可以称作“李煜黑材料大全”，比如李煜信佛信到连防守金陵也找“小长老”合计；信了“小长老”鬼话，让当兵的在战场上念救苦观音菩萨，结果被射得“伤死者众”；被宋朝被俘士兵几句话蒙骗，钱也没了俘虏也跑了。龙衮收录的轶闻偏向很明显，除了小部分被其他史料证明有谬误以外，大多是其他书里没有记载的孤证，我们不得不重视，但也不得不在采信时本着“孤证不立”的原则，小心甄别。 大周后在宫里撞见小周后，是《江南野史》卷三的一段孤证，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传言说大周后因此被气死，更是猜测而非实据。大周后的具体死因，记载很明确。 马令《南唐书》卷六： 仲宣甫四岁，保育于别院，忽遘暴疾，数日卒。后闻之，哀号颠仆，遂致大渐。 大周死于二儿子暴死后的悲伤过度。那么《江南野史》中说的事如果真的发生过，会不会使大周后的病加剧，继而导致死亡呢？历史没记载，我们说再多也都是瞎猜。 再说说《菩萨蛮》。 李煜写《菩萨蛮》赠小周后的说法，来自于马令《南唐书》的一段记载： 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后主乐府词有“衩幭歩香堦，手提金缕鞋”之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 这段记载没有明写《菩萨蛮》是不是写给小周后的，但有暗示。然而常识可知，此类宫闱内事，外界不可确知，最多是听到些些民间谣言。马令此处的暗示，不足以作证据。 这段记载和网络版本的最大区别，在于时间。记载里说是大周后死后、小周后入宫期间才有的这几首词；而网络版本里，说是在大周后在世时。网络版本显然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那么就有两点问题，一是小周后入宫是否符合规矩；二是词流出宫廷的时间是在大周后死后，写作时间会不会是大周后在世时。 小周后进宫并非无因。陆游《南唐书》里说到过小周后被立的一大原因： 后少以戚里，间入宫掖，圣尊后甚爱之，故立焉 小周后因为是外戚，有机会进入后宫做客。贵族女眷进宫在古代是常事，不是去见皇上，而是陪伴皇后、太后等后宫女眷。小周后得到圣尊后，也就是李煜母亲钟氏的宠爱，这是她被封为后的原因之一。大周后死后，小周后已然是“准”皇后，只是大周后去世不久，圣尊后也死了，服丧期不能举行仪式，所以才拖延四年。这期间她呆在宫里，名不正，但言顺。 如果词是在服丧的四年里写的，那么从文意来看，这词不可能是写给小周后的。”奴为出来难““未便谐衷素””眼色暗相钩“这些话，和李煜、小周后的实际生活情况不符，一个皇帝和一个准皇后，谁敢让他们出来难？谁敢让他们未便？ 那么词是在大周后死前写给小周后的么？这话的前提自然是相信《江南野史》的说法，即“后主见其美姿容乃纳之”。饶是如此，依旧无法断定，因为并无证据，而且《菩萨蛮》只是花间词派寻常主题、惯用手法，倘作者不是李煜，根本不会让人想到宫廷。 以前有学者从风格上考证，说《菩萨蛮》三首清新自然，率直大胆，受民歌与民间词的影响颇深，似是仿乐府和民间词的习作。但文本分析同样也不能算直接证据，就不详述了。 夏承焘在《南唐二主年谱》里勾稽野史杂谈，指出：”后主后宫中今可考知其名者达十人“。爱说李煜偷情的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更忽视了李煜作为集权帝王的煊赫权势，最终落到了一种新型“皇后娘娘用金锄头”的拙劣想象。 一开始看到很多人在传这段一千多年前的宫闱秘事，我的直观反应认为此事定是谣传，所以草率写了之前的回答。今晚细读了一些资料，才知这事还算是有凭有据，但历史记载充满了空白，而现代人又过于能联想。拿着没法确定的逸事去指责古人的道德，不仅说明历史没学好，更说明语文没学好。 《戏赠张先》不是苏轼写的。有学者祝淳翔、陈福康曾做过详细考据，以下转述考据概要。 张先的确晚年买过妾，两个人也的确就此事相互和诗。苏轼调侃张先的那首流传了下来，叫《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 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眉苍。 张先的诗没流传下来，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里收录了两残句：“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 而那首“一树梨花压海棠”，根据学者陈福康的考据，目前能找到的最早出处是在明代。 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里，卷九十七《国朝》记明人王宠的诗： 王雅宜《嘲六十再娶诗》云：六十作新郎，残花入洞房。聚犹秋燕子，健亦病鸳鸯。戏水全无力，衔泥不上梁。空烦神女意，为雨傍高唐。诗末有注，：浙人有嘲年六十三娶十六岁女为继室者，云：二八佳人七九郎，婚姻何故不相当。红绡帐里求欢处，一朵梨花压海棠。 明末范凤翼的《范勋卿诗集》，卷十八有《赠李处士八十一岁纳妾》，也出现了“一树梨花压海棠”：“二八娇娥九九郎，萧萧白发伴红妆。扶鸠笑入鸳鸯帐，一树梨花压海棠。” 到了清代民国，主题一致、个别字词有参差的“老夫娶少妻”诗就不胜枚举了。仅褚人获《坚瓠集》就收录了十首出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诗。 可及至民国，所有笑话书里还都在说“沪上诗翁陈某”“浙江定海徐某”等，没有说苏轼、张先是作者。 根据祝淳翔的考据，最早把苏轼、张先当做“一树梨花压海棠”诗作者的，是1985年台北庄严出版社出版姜涛主编的一套传说集《中国传奇》丛书，这书后来成为了台湾各中小学的课外教材。其中第九卷《文学艺术家传奇》里收有“苏轼轶事”，说的就是苏轼以“一树梨花压海棠”诗调侃张先的故事。 “一树梨花压海棠”这句之所以能如此流行，一方面是文采好（化用了元稹诗《白衣裳》的最后一句“一朵梨花压象床”），更重要的是借助了电影的东风。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影人把电影《洛丽塔》的名字翻译成“一树梨花压海棠”，知黄色内情者自然会会心一笑，不知含义者也可另体会古典美，实在是当时影人开的一个大玩笑，和今日部分香港影片译名如出一辙。“一树梨花压海棠”由此在很多人心里埋下了种子，都听说过，都不知道出自哪里。 而后改革开放，两岸三地交流频繁，加上近些年网络兴起，苏轼写诗戏张先这样既有趣又充满民间智慧的故事，自然迅速散播开来，原本在很多人脑中孤立的一句“一树梨花压海棠”终于有了傍依。 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百度搜索前十几页都是同一则谣言。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就会知道，几百年前的事，说得越有头有尾、越充满细节，就一定有编造的成分。唐琬的生平，已经详细到从她出生至死步步完备了，史料怎么可能记载这些。 陆游是写了一首《钗头凤》，但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情况下写的，写给谁的，没记载。 最早提及这事的是一个叫陈鹄的宋朝人，在他的笔记《耆旧续闻》卷十里，写道：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所題詞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恨，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筆勢飄逸，書於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石其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殷勤。公感其情，為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云「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闋。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為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交護之，今不復有矣。 陈鹄说他看见了陆游这词题在沈园的壁上，并叙述了陆游与前妻爱情悲剧的基础版本，重点在于他说前妻“见而和之”，他虽然没有“得其全阙”，但点明了其中有“世情薄，人情恶”一句，和后世流传的完整版第一句一致。 再之后是南宋人刘克庄，写了一本谈历代诗人的小故事的《后村诗话续集》其中卷二原文： 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某氏改事某官，与陆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园，坐间目成而已。翁得年最高，晚有二绝云： 刘克庄说他是听陆游的学生、曾几的孙子说的。他也提及陆游早年婚变，但只录《沈园》二绝句，只字未提《钗头凤》一事，陆游与初婚某氏沈园之会，仅是“坐间目成”。 宋末元初，周密《齐东野语》中，对沈园相会之事，写得就极为详备具体了，如同小说。卷一《放翁钟情前室》条写道：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 到了这一版，后世版本里的一些细节出现了，比如“闳之女”，姑侄关系，前妻姓唐（没说叫什么），改嫁士程。但前妻写的《钗头凤》没出现。 闳之女，姓唐，那有没有她爸爸唐闳这人呢？是有一位叫唐闳的，但对不上。《宝庆会稽续志》卷七记载，唐闳是鸿胪少卿唐翊之子，山阴人。而陆游的母亲是唐介的孙女，江陵人，根本对不上。另外有一个旁证，《华阳集》卷三十七的《唐质肃公介墓志铭》，里面提及唐介孙辈起名随“心”字，唐介有孙男六人：懋、愿、恕、意、愚、谰。也就是说陆游的舅父、陆母唐氏的亲兄弟中没有叫唐闳的，所以并无姑侄女作儿媳之事。 上述笔记记载沈园之会的发生时间各自不同。陈鹄记为绍兴辛未年（1151年），周密记为绍兴乙亥岁春（1155年），两种说法，相差四年。 两相比较，陈鹄的说法较为可信。陆游在绍熙三年（1191年）有首诗，叫《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绍熙三年上推 40 年，是绍兴二十二年（1152），前一年即辛未（1151年），与陈鹄所记相符。由此可说明《齐东野语》记载的可信度。 其他的细节出现时间就更晚了。前妻写的《钗头凤》，在《耆旧续闻》里只有“世情薄，人情恶”一句，最早的完整版见于明代的《古今词统》。 前妻的名字唐琬，到了清末才有况周颐的《香东漫笔》里提到：“放翁出妻姓唐名琬”。 到这一步，应该已经基本清楚了。陆游与前妻的爱情悲剧来源于宋代文人笔记，陈鹄说他看过题诗的墙壁，刘克庄说他是听陆游的学生说的，后者似乎更可信一点。其他的都是相隔年代较久的，更加不足凭信。如果相信刘克庄所说为实，那么陆游只是在离婚后，于某次场合偶遇前妻，双方互相多看几眼而已。前妻是否有写和词，各方记载不一，现代流传的那首《钗头凤》不见于任何宋代资料记载，是元明时期文人根据《耆旧续闻》里仅有的两句扩编的。 这个事呢，说是谣传，有一堆宋代笔记；说是事实，能确信的又不多。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当一则历史趣闻或者爱情悲剧故事看没什么不好，但要是拿着这事指责陆游的个人道德品行，我劝各位再想想，脱离那些现代网络词，好好想想。 看到提问者@谢留仙 借“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一诗说李鸿章恶心。暂不讨论他的历史观点是否褊狭，只说这“绝命诗”的真伪。 这诗不是李鸿章的作品。 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午时。在死前他已经重病一个多月，且病在北京，亲人、部属能来探望的几乎都到了，倘若真有这么一首绝命诗，应该有很多人记录才对。然而记录很多，都没提过有绝命诗。 目前最详细记录李鸿章去世情形的，是周馥的《自撰年谱》。他得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后，二十六日到京，赶在李鸿章临终之前，见了最后一面。我们现在知道李鸿章死前“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就是源自周馥的记录。然而周馥生平写了那么多感怀师友的诗文，从没提到过什么“绝命诗”。 李鸿章长孙李国杰，在李鸿章病危期间一直在陪床护理，如果真有一首“绝命诗”，他是不可能看不到的。可后来他整编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里，也没有收录这首诗。 日夜陪侍病床的李经述曾手书《澹园日记》，应该是记述最详细的，可是此日记遗稿目前仍由李氏后人保存，尚未公诸于世，“秋风宝剑孤臣泪”也不可能源自于此。 那么这首诗是哪里来的呢？目前所有的资料都指向了同一个来源：《南湖录忆》。高拜石自1958年起，在台湾《中央日报》、《新生报》副刊连载近世史料笔记，1965年结集出版，即《南湖录忆》，1968年又结集了一本《古春风楼琐记》。两本书里都说过李鸿章这首“绝命诗”，前者简述，后者在第11集里有篇长文《李鸿章晚年之际遇》。 高拜石书里是这么写的： 辛丑九月，李鸿章呕血死于燕都之贤良祠，易箦前，惓念危局，老泪纵横，吟有：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凄恻辛酸，无穷愤憾，而于暴俄迫签苛约，犹痛其遗患无穷也。 高拜石接下去还提供了一个线索： 其幕客茫肯堂有诗纪之，句云：相公实下忧时泪，谁道而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捶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垒纵横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己如丝。最能道出李氏当时心情。 茫肯堂，应写作范肯堂，即范当世，李鸿章府上的西席教授，与李鸿章情谊深厚。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琐记》里更进一步，明确地以范诗作为有绝命诗的证据。 纠结点在于“有诗纪之”的“之”字，指代到底是什么？是绝命诗么？ 不是，《范伯子诗文集》也收录了这首诗，而且有标题《闻李相至天津痛哭》，并标明了同一卷的诗都在庚子九月自南昌至扬州及十月还里后作，是李鸿章去世一年前的作品，不是读过李鸿章“绝命诗”之后才写的。 高拜石所提供的唯一证明材料是错误的。 那么这首“秋风宝剑孤臣泪”到底是谁写的呢？目前查不到。“何新伪人考”的那个何新说是康有为写的悼念诗，可就像他大多数言论一样，他也没证据，只是觉得“可信”。 可以做一下总结了： 所谓李鸿章“临终诗”，不是李鸿章所作，作者未知。李鸿章去世多年后，由民间假托附会于李鸿章名下。后人一再失察误信误引，以至广泛传播。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当然不是为了帮助蠢得无可救药的提问者。只是想请爱信百家号、公众号的人多想一想，一个去世才一百多年的人，就有诗文附会其名下了，我们对那些号称是几百上千年前的诗文，不更需要细心分析求证么？ 《乳赋》不是陈独秀写的，是现代人杜撰。 以往不是没人在知乎上辟谣，有以下几点： 1，陈独秀的文言功底极深，《乳赋》与他过往作品风格完全不符，水平之低幼也不似大家的玩笑手笔。 2，“波波”“咪咪”等词，是随着港台流行文化传入，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兴起来的，与陈独秀的年代不符。 3，《乳赋》不见于任何《陈独秀文集》之内，也不见于任何报刊、杂志之内。 这些其实足以说明《乳赋》是伪作了，但无奈@李查特 这样的人即便知道，还要狡辩，还要拿着百度当“证据”。于是我不得不找寻更多的资料来证明，可如何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呢？ 好在不止我在意这个问题，陈家的后人也是爱惜先人名誉的。 陈光美之孙陈恩田在2011年发表的《在陈独秀诞辰132周年之声明》，其中辟的第三则谣就是这个《乳赋》。原文如下： 第三，关于网上流传一些不合逻辑、荒唐无聊的传言，如陈独秀作《乳赋》之说，此乃民间恶搞，是无聊人士假借陈独秀之名而为，其语言水平，一看便知不可能出自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之手，经多位老前辈证实，此文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任何杂志刊物均未提及或发表，也从未听说陈独秀写过此文。 谣言都把人逼到不得不公开发声明了。当然估计还是会有好事者说：“曾孙子说的就是真的了？你知道他有没有为尊者隐？”杠要抬到这个地步，真的就纯是在撒泼了。 补充：《在陈独秀诞辰132周年之声明》一文里，陈恩田也否定了自己是陈独秀曾孙子的说法。但目前论及亲缘，陈恩田无疑是与陈独秀较近的，他敢于公开声明，并称“经多位老前辈证实”，相比于道听途说，当然更值得我们重视。 后人出面否定+不见于任何出版物和私人笔记中+用词过于改革开放，这些点加一起，总该足以证伪了吧？不然，就只能指望陈独秀再世，或者作伪者良心发现了。 再补充一个小贴士：唐代诗人的谣言，大部分都来自《云溪友议》。这书可信度如何呢？ 我转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对这书的评价吧： 《云溪友议》三卷，唐范摅撰。 摅始末未详。《唐书·艺文志》注称为咸通时人。而书中李涉赠盗诗一条，称乾符己丑岁客於霅川，亲见李博士手迹。考乾符元年为甲午，六年为己亥，次年庚子改元广明，中间无己丑。己丑实为咸通十年，疑书中或误咸通为乾符，否则误己亥为己丑，然总之僖宗时人矣。 摅自号五云溪人，故以名书。五云溪者，若耶溪之别名也。 其书世有二本。一分上、中、下三卷，每条各以三字标题，前有摅自序。一为商濬《稗海》所刻，作十二卷，而自序及标题则并佚之。 案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称《唐志》三卷，今本十二卷，则南宋已有两本矣。《宋史·艺文志》作十一卷，则刊本误二为一也。此为泰兴季振宜家所藏三卷之本，较商氏所刻为完善。 所录皆中唐以后杂事。其中如记安禄山生于邓州南阳，与姚汝能禄山事迹所记生于营州阿轧荦山者不同，殆传闻之误。记李白蜀道难为房琯、杜甫厄于严武而作，宋萧士赟李诗补注已驳之。他如陈子昂为射洪令段简所杀在武后时，章仇兼琼判梓州事在天宝以後，时代迥不相及。杀王昌龄者闾邱晓，杀闾邱晓者张镐，与高适亦不相关。乃云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高适侍郎为王江宁申冤，殊不可解。陈拾遗句下注曰陈冕字子昂，亦与史不符。又周德华唱贺知章杨柳枝词一篇，今本据韦縠《才调集》，《才调集》又据此书。然古词但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杨柳枝一调，实兴自中唐白居易诸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班班可考，知章时安有是题？皆委巷流传，失於考证，至于颂于頔之宽仁，诋李绅之狂悖，毁誉不免失当。而李群玉黄陵庙诗一条，侮谑古圣，尤小人无忌之谈，皆不足取。 然六十五条之中，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又以唐人说唐诗，耳目所接，终较後人为近，故考唐诗者如计有功《纪事》诸书，往往据之以为证焉。 所以，凡是出自这本书里的故事，不说全然不要信吧，起码得多多留心，做史料的“有罪推定”。 李绅的大部分逸事都来自于《云溪友议·江都事》。要批李绅，其实从《旧唐书》、《新唐书》里就能攒出不少负面材料，何必非捧着本《云溪友议》还说得那么言之凿凿，真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多可笑么。 至于吃鸡舌，就纯是现代网络故事了。只要稍有生活经验就该知道，这事搁唐代，即便再有钱，也办不到。前几年有个南京的记者挺爱较真儿，一定要查查这事到底出自哪，查了半天，查到一篇2004年不具名的老网文后，彻底断了线索。 上面所写的其实有点文不对题。那就说说什么才恶心吧。 杜牧停车观赏夕照枫林的晚景，而有些人只能读出性交配。 杜牧在想美人在哪演奏乐器，而有些人只能读出口交。 杜甫打开门欢迎客人，而有些人只能读出女性张开双腿。 歌女在对岸唱首歌，而有些人只能读出屁眼。 孟郊中了进士，高兴地骑马溜一圈，居然被别有用心者编造成偷窥全城美女。 破瓜这种普通文字游戏，因明清民间有人误用，居然就成了批判唐宋文人的武器。 看了几张形似女性生殖器的网图，就进而以为豆蔻年华是情色词汇，甚至还骂杜牧邪恶。 现代诗开拓时期的作品，无论是郭沫若的还是闻一多的，不知感念、敬仰也就罢了，居然还骂。 更有传播谣言的，有些无意，大部分是故意。在这个问题下，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有恼羞成怒删评拉黑的，有强词夺理曲做辩解的，我算是都见识了。 这些才是恶心，上面提到的每一种人，都是十足十的恶心。那些诗文都是好诗文，能从中读出恶心来，是读的人恶心，不是诗恶心。他们看似是在骂唐诗宋词，实际上骂的，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中小学老师、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是他们自己。 中国的这些古诗文，该算是最精华的一点正经本土文化了，珍惜珍惜吧，再糟践就真不剩什么了。而今各个都是诗词曲赋、之乎者也一窍不通的，好容易学了点中小学必背名篇，还要曲解，还要批判，还要恶心，还要编造花边故事，还要听信野史杂谈，还要祭起道德大旗，几板斧下来，古人削成了今人，古文削成了古风，把一切都切成了黑与白两半。 不想指责这些中学生什么，毕竟抱着最善意的理解看，他们只是经历太少而又上网过多。唯希望他们能有时间去治治咽喉炎，别再动不动就犯恶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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