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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四月，第二次南巡的乾隆皇帝刚刚到达徐州，就听闻黄河决堤的消息。一路上不断有衣不蔽体的百姓阻拦仪仗告御状，这让兴致勃勃下江南的乾隆皇帝龙颜很是不悦。

四月初五，乾隆耐着性子到孙家集视察了灾情，同时降旨截流漕粮赈灾，又将积欠的种子、口粮全部免除。安排完后，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队继续南下。

让乾隆没有想到的是，还是有百姓不懂事，屡屡拦路告御状。部下们抓住了一个叫刘元德的百姓，此人痛诉家乡河南夏邑县遭灾，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不作为，隐瞒灾情不报。

乾隆大怒，下令严刑拷打这个不识好歹以下犯上的百姓，不过也同时悄悄派出了密探去确认事实。不久后，密探回报：河南夏邑确遭遇水灾，且当地官员的确存在隐瞒灾情，罔顾人命的问题。

按理说事实清楚了，就应该问责不作为官员了，但乾隆皇帝却来了一通令人窒息的操作：他怀疑这百姓不简单，背后一定有什么对大清不利的阴谋，下令继续拷打刘元德。

可怜刘元德熬不住苦刑，说出了资助他出来告御状的人名：夏邑县的地主段昌绪和刘东震。原本这根本不算什么事，毕竟乡里遭灾，官员罔顾人命，百姓自发组织告状乃是求生本能，人之常情。

但乾隆皇帝觉得一定有他不知道的事情没查出来，一边把罪名清楚的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被革职，发配充军，夏邑县、永城县两知县革职。一边却把告御状的刘元德和资助他来的段昌绪、刘东震三人，交给山东巡抚审办，一定要查出背后更大的主使。

山东巡抚是个按章办事的资深官场人，才懒得收拾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跨省破事，他顺水推舟直接把这个事打回了三人原籍的县里处理。

这下事情就变得有点失控了，三人原籍当然是河南夏邑县，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和夏邑县县令虽被革职，但大清朝通讯效率远没有今天这么高，新旧官员工作交接还没开始。

案件处理就变成了被告人来审理告状的人，这简直是拿着乾隆的圣旨给自己报仇的好机会啊！这个县令也不手软，直接在段昌绪家里搜出了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案情直接反转了。

正在江南游山玩水的乾隆一听新的案情汇报，顿时龙颜大悦。他认为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

侦破反清大案之功，与赈灾不力这样的小过比起来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因此所有官员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兴奋不已的乾隆深感自己有侦探天赋，他不相信仅凭几个平头小百姓敢这样兴风作浪，他们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黑手或者更可怕的组织。

一桩关于黄河水灾的案子，摇身一变，成了和反清分子吴三桂有关的的阴谋，这还得了，严查严查！于是下旨命令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与图勒炳阿一起彻查此大案。

这一严查，又查出来了当地的一个退休二品大员彭家屏，因为刘元德交代他的御状曾经给彭家屏的侄子看过，这从侧面证明，前朝廷大员彭家屏和这个告御状事件确实有关。

乾隆皇帝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召集大臣说大臣说，这个案子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带着告状的段昌绪、刘东震和刘元德应该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

无辜扯进来的大员彭家屏，赐他自尽，其子秋后处斩。并没收彭家全部财产，对于彭家的几千亩土地，皇帝的处理手法更是十分出奇。既然你愿为贫民强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该地贫民吧，成全你的心愿。

做完这一切，乾隆意犹未尽，还专门给河南夏邑县百姓写了一道语重心长的圣旨，以呈教化民风之效：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你们可听清了，父母官就是你们的真父母，动不动就污蔑父母就是大逆不道，我不能任由你们这样不健康生长，我教育你们就像爷爷疼爱孙子！

从前学近代史，书上说，清朝衰亡始于乾隆后期，我对此不得甚解。乾隆虽然好大喜功，铺张浪费，但他在位大清还没到晚清那种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六下江南的劳民伤财，乾隆自己晚年也作出过检讨：“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做无益害有益。”虽然不算深刻，但多少有些自知之明吧。

直到看了河南夏邑这个告御状事件的始末，真的是脊背发凉让人不寒而栗了。天灾人祸，百姓流离失所，无可辩驳的事实，竟然能如此魔幻地操作和反转。

事件的经过和结局，令人深思，发人深省，越想越怕。

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热烈地对自己一生所取得的赫赫功业给予了自我肯定，与此同时他开始自称“十全老人”，认为自己已经成了自三皇五帝以来最成功的皇帝，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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