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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中美两国之间的磕磕碰碰、疙疙瘩瘩，

引发了人们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普遍担忧。

新冠肺炎疫情，

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信任感，

是否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改变中国民众，

尤其是传统上比较亲美的精英阶层对美国的态度？

反美情绪的高涨，

是否会伤害中国国内支持改革开放和亲西方的力量，

打破目前这种“和而不亲，斗而不破”的大的局面，

值得关注。

一、从历史视角看中美关系

尽管高层有这样的话，

有一千条理由与美国搞好关系，

没有一条不与美国搞好关系。

但放眼历史和现实，

中美之间似乎一直都在疙疙瘩瘩、起起伏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的独特性，

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美中关系。

美中关系的第一阶段是冷战敌对阶段，

大约从1949年到1970年，

其特点是双方相互反感和持久对抗。

朝鲜战争在其后20年间影响了中美各自对对方的看法和判断。

第二阶段从1971年到1989年，主基调是和解，

始于1971年亨利.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秘密前往中国，

这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奠定了基础，

双方签署了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没有苏联这个共同的外部威胁，

美国和中国发现他们的安全关系开始飘忽不定。

随着美中经贸关系变得更加强大，安全和军事关系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因此，美国和中国进入了第三阶段，经济和军事分岔阶段（1990-2011）。

自2012年美国发布《国防战略指南》起，

美中关系走向第四阶段，对抗阶段，

目前仍处于这个阶段当中。

最近的趋势表明，

美中关系的第四阶段可能是最困难的。

二、中美保持合作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回顾最近一系列事件，令人感到吊轨的是，

中美两国都有一股力量和某些代表人物，

表现的一反常态，咄咄逼人，

几乎每一个举措都是为了让中美关系走向冲突。

美国和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南中国海、台湾、贸易等，现在又加上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处理不好，

真的有可能成为中美走向决裂乃至发生冲突的导火索。

当前中国在努力试图避免落入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也就是人均收入在国家变富裕之前便停止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通常发生在工资增长和生产成本增长

导致生产衣服或家具之类的工厂利润下降而经济又没有跃上更高价值的产业和服务业的时候。

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

提高单位生产效益和效率；

进一步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促使产业升级换代。

这种背景下，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

维持正当的中美经贸、科技往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对外开放的三种抉择

回顾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国一方面对内实现改革，

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全方位对外开放，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逐步适应、接受国际经济规则。

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中国改变了某些国内经济运行方式和结构，

一方面利用国际经济规则充实发展自己，

使中国迅速成长为国际经济体中的重要成员，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毋庸讳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

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个客观现实，

当然，我们也从中收获了很多国家利益。

现在，问题来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壮大崛起表示了普遍的担忧，

具体表现就是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看是由于贸易逆差引发的，

但实质上体现的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经济的接纳程度。

世界市场的规模可以容纳10年前的中国，

却难以容纳现今的中国，有点“消化不良”。

而新冠疫情，极有可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下手的借口。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能否继续坚持对外开放？

这个问题，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进一步扩大开放，

继续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内寻找适合中国的位置和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第二种是“退群”，

退出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另起炉灶。

再一种就是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三种选择，各有各的拥趸，

三种声音，在网络上也各有展现，

并时不时发生争吵，互相看不顺眼，

彼此之间冠以“汉奸、卖国贼”和“极左残余、封建余虐”的称谓。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稳定和繁荣的两个主要全球支柱。

如果没有两国的积极参与，

包括核扩散、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恐怖主义等这一时代的巨大挑战都不会得到管理或解决。

只要双方承认危险的现实，

并表现出积极外交和偶尔妥协的意愿，

灾难性的局面可以被避免。

前行的道路并不容易，

世界和平与全球繁荣的命运取决于建设性的美中关系。

何去何从？ 人们拭目以待。